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一、引言
以中共当局专制制度为博弈对象的中国民主转型，堪称是史无前例的艰巨工程，头绪浩繁的社会运动。虽然，已有大量的中华英雄、华夏儿女以弥天之勇和前赴后继之势，在力量极其不成比例的情况之下，向中共强大的暴政机器发起一次次的顽韧进击、惨烈冲锋，虽然，中共暴政的全部能量确实在不断衰减之中，但是，目前而言，民主转型之路仍处于曲折坎坷之中，中共专制独裁腐败暴政团伙之丑恶本质、狰狞本相不断凸显、愈发昭彰，不断加强愚民之术和专制集权，在反人民、反民族、反人类、反国家之路上飞扬跋扈，疯奔狂驰。眼看着像熊飞骏这样的异常温和的民主人士都不断遭囚，眼看着民运前辈、师长、同仁饱受凌虐、不断倒下，眼看着中共暴政愈发顽硬，民主维权人士莫不为此扼腕长叹、焦虑难安、愤懑难平！
究竟如何扭转大陆民运所面对的种种被动局面？如何采取高效低耗的民运方式？很多民运前辈和同仁一直苦苦求索，孜孜论道，奋起行道，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和毕生心血，如志冲霄汉、才华卓荦、创见独到、持论惊警、勇于冒险犯难、力求知行合一、笑傲红朝恶党、百摧犹不屈服、器官竟遭强摘、壮烈取义成仁的彭明前辈，以及尚在狱中饱受折磨的刘晓波前辈、王炳章前辈、胡石根前辈、秦永敏前辈、吴淦先生，著作甚丰、论述深入浅出晓畅易懂的胡平老师，等等。鄙人愚钝，才智与实践经验不及这些民运前辈、师长、同仁之万一，唯稍可自慰者，乃是推动大陆民主转型之志一直未有丝毫改变，期为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献绵薄之智，尽一己微力。今不揣浅陋，就“民运成效最大化与博弈资源消耗比最小化”这一主题一陈浅见陋识，冀收抛砖引玉之效。
二、必须直面“共强民弱”的严峻现实
长期以来，相对中共暴政而言，大陆民运处于弱势状态。如今，大陆民运的总体力量虽较往昔有所增加，然仍与中共之力相去甚远。这种弱势，不仅体现为总体力量的相对弱小，亦体现为微观力量的分散单薄，不仅体现在宏观博弈之中，亦体现在微观博弈之中。不论是暴力状态，还是非暴力状态，一般而言，总是他们如狼集犬聚一般，以占有绝对优势之力量对我们进行围攻，而我们往往难以招架、穷于应付、寡不敌众，被驱散，被绑架，被殴打……似乎只有网上情况稍微好些，但是，只停留在网络抗争层面，或者将主要精力用于网络抗争层面，终究是无法为推动中国民主转型提供根本力量支持的——而且，目前我们亦未在网络抗争层面占有明显优势，因为中共不断强化网络专制管控，豢养的网络五毛只增不减，而且动辄倾巢出动、围攻灌水、稀释主题、混淆视听……
可以说，目前中国民主转型所面对的最为严峻的现实问题，就是“敌（共）强我（民）弱”。我们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在以弱战强、以小搏大、以寡敌众、近乎零和的博弈之中不断获胜。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演化为各自阵营的博弈资源的比拼、消耗问题——亦即，我们如何以最小的资源消耗，使邪党匪帮产生最大的资源消耗。而资源，包括很多方面，如时间资源、体力资源、精力资源、财力资源、物质资源、健康资源、生命资源、精神资源等。我们的资源消耗，若能与邪党匪帮的资源消耗之比最小化，那么，相应的民运活动的成效就等于或接近了最大化。如果此种状态可以在较大范围中较好地保持，我们无疑就可积小胜为大胜，汇小势成大势，在不断的胜利之中彻底扭转“敌（共）强我（民）弱”之局面，最终彻底战胜中共暴政，迎来胜利辉煌，实现民主转型！
三、努力改变重勇轻谋的资源比拼方式
一直使我格外痛心的，莫过于此类事实：反专制的民主志士虽有强烈正义和冲天之勇，但抗争力量、博弈力量过于弱小、过于分散，抗争手段、博弈方式过于乏力、过于暴露，以至于很快被捕，换来数月、数年甚至更长的刑期，还惨遭酷刑、饱受凌虐，留下病损之体和滴血之心！我固然格外敬重这些民主同仁的过人勇气，但是，也甚叹我方在此类博弈之中资源损耗过大，如此下去，虽局部之惨胜亦难以获得！
如今，关于大陆民运有“处处曼德拉”之说，虽然此说有所夸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当今大陆民运牺牲之重和资源消耗过大，而且，此说折射出时人对当今大陆民运主要方式的质疑，因为曼德拉们（甘地们）所面对的对手，和当今中共政权有着根本不同。如此耗下去，虽亦不乏积极意义，但总体成效不容乐观，民主转型恐遥遥无期。
举一例，以我方在因言获罪的政治迫害中的时间资源损耗而论。我方发一贴怒斥专制势力和专制罪恶，写贴、发贴的时间消耗一般为数小时、一日到数日——如果是以实名方式进行网络签名之类，几秒足矣。而他们，从像豺狗一般去侦查、土匪一般去绑架到衣冠禽兽般进行所谓的审判，一般来说，一共出动一二十人、平均每人消耗一日便差不多足够了。而我方纵然不受判刑迫害，被囚时间一般而言怎么也得在一月以上，因此，就时间资源消耗比而言，我方就是输了！
如果我方遭受进一步的迫害，被绑架进监狱，他们虽然也要消耗时间资源来迫害我们，但是，由于监狱管理总体而言是一对多，一对十几，甚至是一对几十，因此，假设我方坐牢耗时一年（这是按宽衣帝暴政统治期间的最低标准来计算，一般而言，此类言论罪、煽颠罪为三年起步），狱方为迫害我方所用的时间一般就是我方坐牢损耗时间的几分之一、十几分之一或者几十分之一。计算下来，在我方身处监狱遭受迫害的过程之中，他们为迫害我们，总共消耗的时间最多就是三、四个月，而我方至少消耗一年！所以说，我方遭受迫害时间愈长，则损失愈大，输的愈惨！
而且，在我方遭受迫害的过程中，家人、亲朋都在为减轻我们所受的迫害而消耗时间资源和其他资源！何况，我方在遭受迫害的过程中，不仅仅要消耗时间资源，还要在强迫奴役之中消耗体力、精力等资源，以及在恶劣的牢狱环境之中透支健康资源！这样算下去岂非全盘皆输！！
当然，在推动民主转型之路上，勇气是必须的！要在任何正邪博弈之中获胜，都要强大而顽韧的执著之勇作为支持。但是，重勇轻谋的博弈方式一向难奏其功，获得惨胜已属不易。尤其是在当今的高科技背景下和智力因素极端丰富的社会环境中，即便不得不以极需勇气支持的武装斗争、游行示威等方式进行剧烈博弈，一味恃勇的博弈方式胜算也实在太低。
不积小胜，何来大胜？大胜阙如，何来全胜？因此，无论是进行多么微小的博弈，我方均须改变重勇轻谋的博弈方式，将资源比拼的思维引入博弈之中，通过综合性的判断和量化性的预测，努力实现博弈资源消耗比的最小化。如果能够较好地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再以发贴博弈方式为例。若我方本着“博弈资源消耗比最小化”的思路去操作，就必然要注意如下问题：
第一，保护生命资源、人身资源。因为生命资源、人身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如果我们身在大陆，或者在大陆之外的不甚安全的东南亚、香港、澳门等地，那么，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生命资源、人身资源，为保证事后全身而退，可采取方式如：匿名；网吧发贴；使用别人的网络发贴；尽可能多采用技术性方式，注重操作细节，尽可能在发贴过程中不留下任何有助于匪帮抓捕的痕迹；等等。
第二，节约时间资源。在保证贴子具有绝对或充分的真实性、说服力、感染力等前提下，注重效率，尽量节约时间资源。
第三，努力使发贴之举开辟新的资源，同时对共匪资源造成较大损耗。所谓开辟新的资源，即，尽力使贴子发出之后产生较大影响和较佳的启蒙之效，这样就等于增加了有助于民主转型的总资源，因为，每一个已然觉醒或渐趋觉醒的国人，都是助推民主转型的宝贵资源！要做到这一点，可从如下方面着手：充分结合当今社会的民运热点、维权热点；尽量使贴子具有绝对或充分的真实性，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可配以清晰的图片、视频，对于时间、地点、人物（关于贴中所涉人物，只要能够不用化名，尽量不用化名，用真名）、事件经过、资料引用等各方面细节因素，要尽量翔实说明。在进行必要论述之际，尽量做到客观性、理性化、条理化、简洁化，避免主观性、情绪化、杂乱性、拖沓化。同时，还有必要利用谷歌、百度进行搜索，对以往的影响较大的类似贴子进行归集和了解，对比审视本贴的内容和主题是不是具有一点或多点新颖独到之处，是不是存在着难以引发受众关注的潜在缺欠，是不是易使受众产生“审美疲劳”“审丑疲劳”（关于这一点，下有详述，此处不赘）。
而所谓的对共匪资源造成较大损耗，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方面：贴子提供了新的、具有充分理性和可行性的博弈理念、抗争思路、抗争方式；贴子揭批了共匪的不为人知或少为人察的罪恶；贴子击中了共匪的要害之处；贴子揭露了共匪的系统性罪恶，如纵容环境污染，以及带有共性和集体性的洗脑迫害、强拆迫害，等等……
贴子一旦广传网络，产生轰动效应，大收启蒙之功和揭批之效，而对方不得不出动数百甚至万千五毛大军来删帖、来屏蔽、来灌水、来误导，那么我方就等于以最小的资源消耗，使邪党匪帮的资源消耗最大化或较大化！我方在此役之中大获全胜！
四、不断完善关于资源消耗的量化思维
第三部分的文字只是提出初步思路。要使“博弈资源消耗比最小化”这一设想最大限度地落到实处，就必须不断完善关于资源消耗的量化思维，亦即，借助数理化、博弈学、传播学、情报学、军事学、电脑网络、社会心理学等方面的科学思维和知识理念，对敌我博弈所涉的各种资源因素进行细致分析，在此基础上，以实现“博弈资源消耗比最小化”为目标和依据，由多种或全部的可能性结果进行倒推，得出若干具有充分的可行性和变通性的博弈方案。在专业性较强的博弈方案设计之中，一般会运用大数据（big data）分析、数学公式引建、软件分析、建模等方式提升博弈理性，增加博弈胜算。
据有关文献介绍，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美国学者就开始使用形式化方法在政治学领域建立模型。“1994年，美国学者詹姆斯.D.莫罗(James D． Morrow) 的著作《政治学博弈论》(Game Theory for Ploitical Scien-tists) 较完整地介绍了博弈论如何运用于政治学领域。该著作着眼于对数学背景要求不高的政治学研究者在掌握基本博弈概念前提下，如何运用博弈论分析政治问题。这不仅是当时系统介绍政治博弈理论研究成果的著作，同时为博弈论的应用及政治学研究思路的扩展进行了介绍。直至今日，该书的观点对于尚处于形式化建模起步阶段的中国政治科学研究来讲，仍具有相当高的价值。”【注1】
“当前，国外政治博弈论研究已经非常活跃，较为权威的期刊包括美国的《美国政治科学研究》（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以及《美国政治科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等。在这些期刊中，几乎每期都能发现各种新政治博弈模型的建立，或者针对性地检测各种已有模型的研究成果。2007年，美国学者诺兰.麦卡蒂 (Nolan Mc Carty)与亚当.梅罗威茨（Adam Meirkowitz) 合作出版了目前该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即《政治博弈论》（Political Game Theory）。他们结合现代数理逻辑技术、群体决策理论以及社会选择理论，从理性人的偏好出发，定义了效用等基本概念，建立适合分析政治事件的博弈模型，并运用数理逻辑方法获得博弈的均衡结果。该书较为全面梳理了已有的政治博弈研究成果，给出了各种类型的政治博弈模型，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的同时，也为其他学者提供了较好的参考。”【注1】
固然，对于绝大部分中国民运人士而言，除非获得了相当于国家政权级别的力量或实力非凡的团队力量的支持，不然，仅凭一己之力和个体之智，很难按照“博弈资源消耗比最小化”这一思路对博弈资源进行较为精确的量化研析。但是，我们总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畴向这一方向努力。只要朝着这一方向不断努力，必然能够有所收获！
试想，古代哪里有这么多的分类细化的学科知识？在现代人看来，古代博弈方式委实简单、科学性低、技术性差，但古人们不也同样创造了一个个博弈奇迹吗？如，在博弈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之下，只是依靠改变博弈资源的应对方向、组合方式就巧妙获胜的田忌赛马，以及集中优势资源（兵力、人力等资源）去损耗、消灭处于相对劣势的敌方资源的各种军事、政治博弈经典案例。如，共魁毛贼的最大绝招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即侧重人海战术，以占有绝对优势的局部兵力应对、包围、歼灭敌方的处于相对劣势的兵力。必须承认，此种博弈思维颇具智慧、异常可取，只不过，在当今之世，博弈资源愈发多元化，因此，不仅要从兵力资源、人力资源等角度去考虑，而要将博弈所涉的全部资源纳入博弈的战略考量、战术筹划之中。
进一步说，充分运用疲兵之计、攻心之策、新招异式、奇兵之术等方式获胜的各种古代军事博弈——精于攻心、善用奇计的鸡父之战，以逸待劳、善疲敌兵的长勺之战，以逸待劳、妙用伏击的崤之战，侧重攻心、善疲敌兵的桂陵之战，因势出新、侧重火攻的赤壁之战，善用奇兵的逍遥津之战，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萨尔浒之战，等等，还有充分运用舆论之战、攻心之战、奇兵之战的清末民主革命，都是充分、有效实现了“博弈资源消耗比最小化”的中国经典博弈，胜方皆以独具智慧的方式和有限资源消耗，使敌方的资源消耗数倍、数十倍、数百倍于己。虽然古今博弈环境差别不小，但是共性因素也很多，只要善于借鉴，定能在不同程度上做到古为今用。
对比古代、近代的政治博弈者而言，当代中国民主人士的一大优势是处于网络时代和知识爆炸、出版兴盛的信息时代。虽然中共对大陆网络、出版、信息传播的专制管控异常严苛，但如今在全球化潮流、民主化潮流、市场经济潮流的冲击之下，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大环境之中，根本无法全盘封锁有效资源。因此，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做到的是，尽可能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图书资源，经广阅博览、反复对比、去伪存真、梳理筛选、撷取重点之后，获取有关民主转型的重大史实和重要事实的大量真相和翔实细节，在此基础上则可对相关博弈因素进行较为精准、趋近量化的分析。
如，清末革命党的奇兵之战在武昌起义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革命党人的奇兵之战，以袭击满清高官、主帅、战略要地等博弈方式为主，这样的博弈方式的最大好处就是使“好钢用在刀刃上”，将有限的革命力量紧攥成拳，专打要害，具有震慑中枢、影响全局之功。如，武昌起义之所以能够迅速获得初步胜利，极其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湖广总督在起义发生之后的第一时间逃命出城，遂致三镇清兵群龙无首，军心涣散，战斗力大减。据资料，当时早就被革命党人的弥天之勇和此前全国各地发生的连番刺杀吓破贼胆的湖广总督瑞澄，“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注2】，这是何等的狼狈不堪！还有就是，保定革命党人、同盟会员何贯中、李济深等人在武昌起义发生之后的第一时间采取奇兵战术，“将清军南下的唯一大动脉漕河铁桥炸毁。漕河铁桥被炸，清军南下镇压起义运动的行程被耽搁，这不仅极大地支援了湖北武昌起义军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其更大的意义在于，这为革命党人在全国范围内举事赢得了充裕的时间。”【注2】
再如，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中成功战胜威权专制的台湾民主转型。在我看来，台湾民主转型过程之中同两蒋威权专制统治势力的博弈，颇类似于清末民主革命，都较好实现了“博弈资源消耗比最小化”,充分运用了舆论之战、攻心之战、奇兵之战。舆论之战、攻心之战主要是指当时岛内外的台湾民众充分利用传媒、舆论、文宣等方式启蒙民众，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瓦解国民党集团的独裁权威和专制信心、推动台湾民主化，而奇兵之战一向少为大陆民主人士所注意，是为重大认识缺欠。
所谓奇兵，指的是出乎敌人意料、突袭敌方要害（诸如最高权势头目，掌控地方核心权力的官衙，以及交通枢纽，等等）的少量精悍军队、精英人员，奇兵之战往往可收擒王之功、打蛇七寸之效。如今众所周知的“斩首行动”其实就是国家政权层面的奇兵之战。就台湾民主转型而言，广义上说，台湾民主转型进程中的奇兵之战指的是激进台独力量和激进台湾民主力量在岛内外所展开的诉诸武力的抗争，如针对两蒋的未遂刺杀活动，狭义而论，可以单指有“长年在海外与国内行事民主与人权运动，知行合一，不计毁誉，特立独行”之誉的，曾在美留学的黄文雄以及郑自才等台湾反专制英雄于1970年针对蒋经国的未遂刺杀。当时，黄文雄先生高喊“我们是台湾，在这里清算我们的血债冤仇”，其所射出的子弹“掠过蒋经国耳朵”【注3】。由于刺蒋之举发生在美国，国民党势力鞭长莫及，黄文雄、郑自才并未受到来自台湾方面的直接迫害，加上当时海外台独力量和台湾民主进步力量纷起保护，黄文雄、郑自才付出的代价只是在刺蒋之际被美国警卫打（压）成轻伤，并在美遭受短暂囚禁【注4】。
相对于黄文雄、郑自才两人的有限资源损失而言，台湾民主阵营的资源收获则是巨大的，而对国民党方面造成的资源损耗则是难以估量的。黄文雄先生的蓄满正义、怒啸而出、震天撼地的子弹，远比荆轲刺秦之匕剑有意义，不仅极大激发了岛内外追求民主自由的台湾人的勇气、信念，还对蒋经国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威慑，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保守势力产生了震心伤腑之功，促蒋经国等人对国民党的专制暴政、倒行逆施进行反思。据有关报道，“很长时间后，蒋经国还会对周围的亲随自言自语地说：‘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一些台湾人显然并不仅仅满足于经济发展和生活的改善。子弹飞过耳际的声音，蒋经国或许听懂了。于是，他从那以后，竟不知不觉地变成和他父亲完全不一样的领导人……”【注4】黄文雄先生的母校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在以“首届杰出校友”之名向黄文雄先生颁奖之际称，“如果没有那一枪，台湾就没有后来的民主”。【注4】
通过台湾民主化过程之中的博弈不难看出，台湾民主力量所采取的博弈方式以较小的总体资源消耗，使国民党方面产生了较大的资源消耗。虽然台湾民主力量的博弈抗争不是导致国民党威权专制统治瓦解的唯一因素，但无疑是重要因素。资源总消耗较小的博弈方式的充分运用，为台湾民主转型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值得所有有志于推动本国民主化的人们借鉴。
要有效规避个体知识储备有限、研究实践力量有限等劣势，要更好地进行有关“博弈资源消耗比最小化”的研究和实践，发挥民运力量的合力优势，不失为较好路径。海内外民运人士之中人才济济，分布于各专业、各领域，完全可以联手合作，各施所长，按照“博弈资源消耗比最小化”这一思路，就某一方面的政治博弈进行较为系统、较为专业、较为精确的研析，拟出较为理性、较具可操作性的博弈方案，通过实践，有望获得较为理想的博弈成就。
五、了解邪党匪帮资源状况的总体方式：精测和估测并用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方要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对邪党匪帮造成最大的资源消耗，就要竭尽全力对我方和邪党匪帮的资源类别、资源分布、资源结构、资源动态、资源配置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全面了解、细致分析、充分对比，唯其如此，才有望在基于资源消耗的博弈、比拼之中使胜算最大化。
这样一来，问题顿彰：了解并以量化方式分析我方资源，并非极难之事，即便我方缺少足够专业知识，也可对我方资源状况进行大体评析，然而，要全面、充分地了解邪党匪帮的资源状况，则不仅是难事，而且几乎无此可能。首先，邪党匪帮的反民主、反人民本质，决定了其资源状况具有高度保密性，别说民主人士无法细悉究竟，恐怕像美国这样的具有世界一流情报、军事技术的国家也很难全面、充分地了解邪党匪帮的资源状况。其次，邪党匪帮的反民主、反人民本质，决定了其欺骗性无处不在，即便其公布出来的有关其资源状况的信息，也未必具有多少真实性。因此，要全面、充分地了解邪党匪帮的资源状况，基本没有可能。
然而，对中国民主人士而言，却也可通过一些方式，对邪党匪帮的资源状况进行大略了解，甚至，如果方式得当，精准了解邪党匪帮某些方面的资源状况，也是有可能的。具体而言，中国民主人士对邪党匪帮的资源状况进行精测、估测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1，通过邪党匪帮的公开信息了解其资源状况。
虽然邪党匪帮的公开信息之中含有大量欺骗、愚民的成分，但总会流露出关于事实真相的蛛丝马迹，比如说，邪党匪帮内斗剧烈之际，此方为了压制彼方，往往会向海内外媒体抛出一些具有一定真实性的信息，这是我们了解邪党匪帮资源状况的重要信息资源。
很多民主人士都惯于对邪党匪帮的公开信息进行反向解读，这也是捕捉邪党匪帮的公开信息的真实成分的有效方式之一。此外，我们还可将邪党匪帮的相关公开信息进行分门别类、对比研究和逻辑分析，总会在了解邪党匪帮的资源状况方面有所收获。
2，通过自身生活经历和经验，了解、分析邪党匪帮的资源状况。
绝大多数中国民主人士都有长期生活在大陆的经历和经验，即便已出国者、流亡海外者，亦仍以种种方式和大陆各个领域保持一定联系，因此，中国民主人士通过职业经历、家庭成员、亲朋好友、社会交往、偶然机会等各个维度，均可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了解、捕捉到有关邪党匪帮资源状况的信息。
3，通过网络资源、图书档案等信息资源了解邪党匪帮的资源状况。
如今网络信息的丰富性不断增加，仅仅在独立中文媒体上，每天便有大量信息爆出。虽然，其中很多信息缺少足够的真实性、准确性、客观性，但无疑是了解邪党匪帮的资源状况的重要渠道。
此外，在世界范围之内，图书资源愈发丰富，尤其是网络图书馆的建设，可谓是与时俱进、日新月异。仅仅在中文范畴和华语区域，便有不少容量巨大、较具权威性的网络图书馆，这是了解邪党匪帮的资源状况的重要信息渠道；而且，如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已经陆续解密、公布了有关中共政权的各种档案，这也是我们了解邪党匪帮的资源状况的重要信息渠道。
4，通过弃暗投明的原体制内人士和身在匪营心向民主的体制内人士了解邪党匪帮的资源状况。
由于专制邪恶不可能湮没、消灭所有人的人性、良知、正义感，因此，在邪党匪帮统治大陆的各个时期，在邪党匪帮的包括军警政法、文宣经济等在内的各个领域，均有体制内人士毅然、决然地反抗体制，他们或者脱离体制、去国离乡、弃暗投明，或者虽处身体制之中，但以种种方式对体制进行巧妙反抗。此类原体制内人士、现体制内人士，都能为我们了解邪党匪帮的资源状况提供各种有利帮助和丰富的信息资源。
六、关于消耗博弈资源所产生的精神性价值、心理性功效
在政治博弈所涉的各种因素之中，诸如时间、财力、物力等因素是比较容易进行量化分析的。而精神性、心理性因素，则很难进行精确量化分析。因为，人的心理是异常微妙、复杂的，具有各种不可预知性、不确定性和可变性，集体心理、社会心理就更不必说了。虽然如今在个体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范畴产生了很多颇具价值的研究成果和较为精准的理论建树，但目前世界任何政权和机构都无法做到对个体心理和集体心理进行精准的量化分析和量化预测。传闻脑控技术甚是了得，且目前已广为中共等暴政所用，相关事实颇多，还绘声绘色，不过，此类事实的客观性、真实性成分究竟有几？如果脑控果真无所不能，中共岂不早就扫除一切对手、天下无敌、称霸世界了？因此，我认为，脑控技术固然存在，但绝对没有那么神乎其神。因此，人类目前无法对博弈资源消耗之后所产生的精神性价值、心理性功效进行精确的量化分析、研判、预估。
不过，借助一些常识、知识、观察、调查、事实、逻辑，却可对博弈资源消耗之后所产生的精神性价值、心理性功效进行大概了解。比如说，绝大多数人都会在连续接触、了解某些状态、性质未至极限的相似事物之时或之后产生不同程度的“审丑疲劳”，这是一个普遍心理规律，而且，往往越是专制文化土壤深厚、专制统治时间较长、专制暴政罪恶较深之地，人们的“审丑疲劳”状况就越严重。这是因为，在邪恶深度、邪恶广度异常严重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长久生活的民众，其“审丑极限”“审美极限”也普遍与多数国家的多数民众的“审丑极限”“审美极限”相去较远。
比如，在像中国大陆这样的专制极权罪恶滔天之地，突出表现就是，司空见惯的制度性罪恶已经很难激发大面积、社会性的愤怒，诸如非法强拆、城管打人、恶警刑讯之类事实，只要其性质或状态距极限化尚有一定距离，只要相对于以往类似事实缺少足够的特殊性、伤害性、严重性、刺激性，纵然传播出去，多数知情者往往依旧闻若未闻、麻木不仁。这样的事实很令人悲哀，令人扼腕，但是，其中却有着一定的规律性，非愤怒呐喊、常规启蒙所能解决。而基于“审美疲劳”的社会心理状态，则和基于“审丑疲劳”的社会心理状态具有同质异态关系，是同一硬币上的另一面，例如，一些无甚效果或无大作用的维权方式、民运方式在反复使用之后，其感染力、影响力徘徊不前，甚至只降不升，因此，便造成了博弈资源的浪费。显然，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就要解决民运行为、维权行为的雷同化、表面化、低效化等问题，就要对博弈所涉的元素进行有效取舍、充分置换和重新组合，使博弈资源物尽其用，并产生倍增效应。要较好地做到这一点，可充分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图书资源、权威智库等，比如，用谷歌多多索集与当前博弈计划高度相关的以往博弈案例和相关事实，对此类案例和事实所涉的博弈元素进行细化分类和细化研究，这样无疑可以较为准确地发现博弈计划之中存在的不利于实现博弈目标的陈旧元素、非理性元素等，并进行针对性修正。
现以清末民主革命派在文宣战线的博弈为例作进一步说明。邹容所作的较为通俗浅白的《革命军》，以及章太炎（章炳麟）所作的较为古雅深奥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同一时期问世的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姊妹篇章、合璧双著，是有力推动清末民主革命的强大精神武器，是清末民主派酝酿、策划的异常成功的经典文宣博弈案例。在这一案例之中，革命派所消耗的博弈资源大致为：微不足道的印刷费用（这些印刷费用，通过《苏报》《革命军》的火爆销售，不仅获得补偿，而且产生可观盈利）；章太炎在租界入狱三年；而只被判囚两年的邹容，却不幸在狱中离去（死因至今成谜，有病死、被毒死两种说法，其命运与李旺阳、彭明何其相似），是为本案例最大的博弈资源损失。然而，《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横空出世，震撼江浙沪，风行海内外，使满清专制腐败暴政产生了无可估量的资源损耗。仅以《革命军》而论，“翻印多达二十余次、一百一十多万册”【注5】，这个数字，放在今日大陆也是超级畅销书，更何况在出版业并不发达、国民综合文化水准十分低下的清末！从此革命成为时代强音和大众话题，不知在体制内外唤醒了多少正义之魂、不知在大江南北激励了多少有识之士！以炸弹刺杀清政府五大臣的民主革命英雄吴樾，便“三读(《革命军》)不置”【注5】，孙中山、章太炎、章士钊、吴玉章等民国开国元勋，皆对邹容和《革命军》的启蒙之功有极高评价。
就博弈所涉的社会心理因素而言，本博弈案例为何能够有效唤醒大众、在社会上激发了大面积的革命思潮？关于这个问题，当然无法进行精确量化分析，但可大略归因如下几点：
1，就文风辞气而言，《革命军》语言浅白、气势激昂，既有改良派重要人物梁启超文作磅礴铺陈、排比处处、对偶满目、情感充沛等优点，又进一步抛弃了士大夫文风，向通俗文风和战斗檄文靠拢，可谓是扬前人之所长，又有迎今人之创新，等于是将新旧精神博弈资源融为一体，风格独特，别具魅力。
2，《革命军》对改良理论进行大刀阔斧的肢解，既批判地继承了改良派对满清专制统治的有限批评，又将这种批评进一步深化、锐化、激烈化，言大众欲言之不能言，发国民欲发之不能发，既充分呼应国民普遍情绪，又有适度的超越和引领，等于是对维新派精神博弈元素的改进和升华。
3，《革命军》虽然介绍了宪政民主思想，但力避艰涩术语和生僻词汇，善于化繁奥为简浅，长于化抽象为具象，因此较情绪色彩较重的维新派主流文风而言更为严密，更具条理，更有说服力。因此，《革命军》论述的严密化、晓畅化，是对维新派的陈旧精神博弈资源的有效置换。
4，《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不仅提炼、继承了清初以来一直潜伏民间的反满复汉思想，还在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民本思想”和“民治思想”的基础之上加入了民主、民权等思想【注6】，在排满反清、反对外国殖民（这一点自然存在不少可探讨空间，但无涉主题，此处不赘）的民族抗争的精神资源基础之上加入了民主革命的精神资源，等于在精神博弈层面加入了诸多全新元素，使彼时读者耳目一新，产生强烈的阅读兴趣。
5，清末维新变法失败之后的数年之间，虽然维新派失势于庙堂，话语却风靡于江湖，当时海内外引领时代思潮的话语权多为维新派（改良派、立宪派）所据，革命话语被边缘化，在中国大陆尤其如此，革命派的早期论著，诸如孙中山的《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等【注7】，虽然风行海外，但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少为人知，其综合影响力不及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而且，在1903年之前，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并未成熟【注8】，一直与其追随者进行低调动员、埋头集聚实力，“从1896年-1907长达十年的时间，孙中山及其革命派未发动一次武装起义”【注8】，因此，在革命声势尚处低潮之际，在革命思想近乎空白之际时，《革命军》的横空出世，不啻死寂神州上空的一声霹雷，等于在精神博弈空白领域开辟了全新的博弈阵地。因此时人皆欲一睹为快、一窥究竟，遂使刊载《革命军》的《苏报》洛阳纸贵。
总体而言，《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思想博弈层面有效借鉴、组合了往昔的博弈资源和前人优点，对改良派文风、政见进行了扬长避短的取舍，并加入新的博弈资源和博弈元素、充分呼应时代潮流，因此能够在短时期迅速流行。其中的博弈方式和博弈创新，很值得后世借鉴。
按照本节论点，如何解释清末的武装民主革命为何一次次失败，遭遇了较强的舆论反对，但是依旧未受困于“审美疲劳”“审丑疲劳”，并酿成具有决定意义的武昌起义呢？
笔者以为，首先，如上文所述，“审美疲劳”“审丑疲劳”都存在极限，即“审美极限”“审丑极限”。当美、丑以极限方式反复出现之际，“审美疲劳”“审丑疲劳”效应就会弱化。对于推动民主转型而言，武装斗争已是极限方式。如果从“审美”角度说，那就是，武装斗争已经是最有正义之美、勇气之美、牺牲精神的方式，不可能从根本上进行进一步的创新；如果从“审丑”角度说，则是，已经不可能采取更为凶悍的方式。而且，革命党人将武装斗争方式坚持下来，知行合一，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在多数起义之中，明知必败，但为了给捐款者、支持者一个交代，也毅然、决然地发动起义。正因为清末民主革命将极限博弈方式坚持到底，因此，纵然存在反对之音和反对力量，但不足以在全社会层面出现“审美疲劳”“审丑疲劳”效应。
其次，清末的武装民主革命的具体手段、参与主体等博弈元素一直在多元组构、灵活更易、创新求变，如，时而发动、联合、引导会党进行起义，时而，革命精英以奇兵方式突袭、刺杀清廷大员、各省督抚；时而派遣部属发动起义，时而，孙黄等人身先士卒、亲领起义；时而在境内发动武装起义，时而在境外、边境发动武装起义；从兼有反满复汉、反清复明、反清复太（太平天国）和民主革命色彩的大明顺天国起义，到旨在实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政治分离、主权在民、反满复汉等政治目标的民主革命、民族革命；从与日本政界的合作，到与英法美等国的亚太殖民力量合作；从分散式、局部性、弱组织的初期斗争、中期斗争，到同盟会、光复会等组织建立之后的全国性、系统性、有组织的后期斗争；从革命党、会党的力量组合，到革命党、会党和保路同志军等激烈维权群体的力量组合；从以党人捐款筹资为主，到以党外华侨和党内人员共同捐款筹资为主；从最初的坚决反清、决不妥协，到后来（试图）联合保皇派、改良派、立宪派、策反清军（如新军）进行革命斗争，以及应李鸿章等满清地方势力之请试图与其进行有限合作；从以各阶层反清精英为骨干力量，到以留学日本、欧美的青年群体为骨干力量；从早期以购买武器为主，到后来兼用购买武器和自制武器等方式；由早期、中期的屡战屡败，到中期、后期的偶有斩获、小有胜利（如徐锡麟刺毙恩铭，惠州起义中的沙湾大捷、佛子坳大捷、永湖大捷、崩冈墟大捷，等等）……【注8】因此可以说，清末的武装民主革命能够因势而变，对博弈元素进行不断的组合、置换、取舍，使博弈力量、博弈资源不断更新、泉涌不休，使博弈过程否极泰来、柳暗花明。
七、在消耗匪帮恶党的资源之际避免损及民众的基本资源
以最小的资源消耗，使邪党匪帮产生最大的资源消耗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充分实现民权、提升民权、扩大民权，因此，民主力量损耗中共暴政的资源之际，一定要避免损及民众的基本资源！尤其要注意，坚决不可损及与大陆民众的基本人权高度相关的基本资源。举例说，破坏水库、投毒水库之类方式，虽然可对中共暴政的资源体系和资源结构造成较大的打击和损耗，但是，同样也严重破坏了广大民众赖以生活的基本资源，严重侵害了广大民众的生命权、健康权！此类方式，与黄巢民变、太平天国、早期毛共的既坚决抗争亦疯狂虐民的方式无甚区别。如此而为，则广大民众不仅不会支持民主运动，还会站在中共这边群起反对民运。不择手段的民运方式，即便战胜了中共暴政，也会严重丧失民心，很有可能与最初目标背道而驰，绝不足取。对于那些和中共资源存在不少交集的民众资源，民主力量不仅不要破坏，而且，还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进行保护。民运要损耗的，是和民众资源交集不多或者没有交集的中共资源，如中共的特供资源、邪恶意识形态资源等。越是中共独占的资源，越是中共的命脉所在。损耗中共的独享资源、绝对垄断资源，民众不仅可以忍受，还会乐观其成、纷起相助、积极声援。关于这一点，可以充分借鉴历史经验、别国经验，定可找到较为理性的方式。
八、结语
以中共当局专制制度为博弈对象的中国民主转型，归根结底就是彼此阵营的博弈资源的比拼、消耗问题。亦即，民运一定要正视“共强民弱”的严峻现实，力求以最小的资源消耗，使邪党匪帮产生最大的资源消耗。这种思路和相关实践方式，不仅适用于全局性、团队性博弈，也适用于局部性、个体性博弈。这是一个宏大课题，只能不断完善，绝无完美之说；没有公式化的捷径，但存在一些规律。笔者不揣浅陋，提出初步思路，期引发注意，共同完善。就大陆民运现状而言，要实现“博弈资源消耗比最小化”，至少应做到：勇谋兼具、注意安全、提高效率、借鉴历史、研析相似、提升技术、注重创新、积极实践、总结规律、不断学习、不断改进、加强合作，不断完善关于资源消耗的量化思维，注意“审美（丑）疲劳”等普遍心理规律，在消耗匪帮恶党的资源之际避免损及民众的基本资源。
注释：
【1】黄正，赵玉民《论政治博弈论》，《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137页。
【2】参见百度百科“武昌起义”条目。
【3】台湾“时光网”《一颗子弹如何让蒋经国登顶台湾？蒋经国遇刺內幕》，网址http://www.timetw.com/46544.html
【4】维基百科“黄文雄”条目，网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6%96%87%E9%9B%84_(%E4%BA%BA%E6%AC%8A%E6%B4%BB%E5%8B%95%E5%AE%B6)
【5】易振龙、彭忠德《“革命宣传家”邹容及其<革命军>》，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8月版，第12页。
【6】王爱荣《论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文学的关系》，南京师范大学，2011年：第118页。
【7】参见百度百科条目“伦敦蒙难记”。
【8】简婷《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领导的武装斗争》，湖南师范大学，2011年：第32页；第5页；全文。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