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全球性精英贬值

当今的全球治理危机以新民粹主义的兴起为标志，让传统精英不胜惊恐。一方面，他们匆忙否定新民粹的民主进步意义（内在含有启蒙运动之后最「保守」的因素）；另一方面，他们虽然有全球影响但并未适合信息化时代的知识市场化，而想安享工业革命产生的流水线教育资历的红利。最典型的人物是亨利·基辛格，他被扎克·多尔夫曼指为「集博学多识与智慧缺乏于一身」【注一】；对于此种情形关联到其误判中国问题（尤指习近平政治以来至特朗普胜选之前那段时间），我定义之为「基辛格佯谬」【注二】。

基辛格佯谬是全球性精英贬值的突出案例，与之同质者在中共国家亦有，而且，还未考虑当中对工业革命要素的劣质模仿如假学位者。即便到目下仍被认为是体制内开明派的汪洋，也曾出现类似问题：在中美贸易关系上他先说「对前景表示乐观」【注三】，又说「预测是困难的」【注四】。合并基辛格佯谬与汪洋的当场自相矛盾，实则是「德维尔潘无知状态」。作为法国前总理与当今仍与中共国家政商集团分赃的国际商务活动家，德维尔潘一方面认为新的民粹主义席卷全世界是「因为政界没控制好」【注五】，即是说他深信传统精英掌控能力可靠，只是没有充分发挥；另一方面，他又对美国的未来表示茫然，「特朗普的当选是迈向这种转变（外交代替撤军）的一个新阶段，结果如何尚不得知」【注六】。

在中共国家，虽然没有指出存在基辛格佯谬或者德维尔潘无知状态，并且，所谓的体制内开明派仍被一些人寄予幻想。但是，它们由文化不自觉予以了长期的放大化。所以，一个集权的政治治理完全没有可能由开明专制而至恩赐民主，相反，次军国主义伴随软法西斯主义渐渐浮出水面。

一、历史对照：西蒙诺夫的不完全摹本

文化不自觉是一种政治故意，正如反智主义的操纵也是一种智慧那样，尽管后者是劣等的。而与之相对的所谓文化自觉的体制内说法，仍然是文化不自觉的表现。这种巨大佯谬或曰深度吊诡在传统精英层面确实是反智主义的，但它远不是神秘莫测。简单地说，从学理上颠覆假冒文化自觉概念的文化不自觉逻辑，极大有益于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并且，现在一切推动此种转型的言论、行动、谋划均是民主实践。因此，颠覆假的文化自觉理论，可以提高民主实践者的思维质量。

在中国社会科学语境里，最早的「文化自觉」概念是由官至副国级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注七】（一九九七）提出来的，其原本表述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强化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注八】首先，这样的界定之政治目的在于反对「全盘西化」；其次，实证证明费的反「复旧」恰恰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合法化；复次，费本人的再度兴起是传统文人的顺时而起，即其利用了邓小平掌权而责成胡乔木、于光远恢复中国社会科学体系的时机【注九】并得为副国级官员。学者入仕并获得高级政治地位并非坏事，而且，在民主国家此亦通例。然而，费所寄身的政治文化是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交换模式，该模式以后者获得超巨的利益为惯性。「长城集资事件」的站台行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费所主张的五老「嫁接」经济当中「老干」在民营企业中发挥作用，是官商勾结的操作起源，也即政治权力在个体身上延续的私利牟求，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因此，在费身后，有评论人士（二〇〇六）对当时其所赞扬「把一百六十多名原来担任过司局长的老同志请到企业中来，发挥他们之长」【注十一】，给从另一个视角揭开底细：「先后聘请一百六十多名原来曾经担任过司局长的老同志担任公司的高级顾问，由此构筑起了一个强大的官商关系网。」【注十二】如果不是因为学术原因（至少基础性原因如此），完全没必要对费的过来政商活动进行评价。但是，面对民主转型已不是极少数社会人群诉求的现实，有必要借助此个案来说明「为什么中国的『非公知』不行」问题，而有嫌重复的是：中共国家在硬件上虽然不缺乏国家要素，但本质上它不具有现代国家的精神内核，不过是乌七八糟的既得（特殊）利益集团拼凑起来的部落组合。对读书人而言，依附于国家权力与依附于权贵或者利益集团没有本质区别【注十三】；还有，可称为公知的读书人其责任目标是全社会，「非公知的目标是一个政权、一个现存结构」【注十四】。这两个文化特征也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体制内学问人即「非公知」文化不自觉的基本道德面目，也是反智主义的当代政治支撑。之于「非公知」费本人，这样的基本道德面目与当代支撑是「费孝通佯谬」的内核。

「非公知」文化不自觉或曰故意反对文化自觉，固然有中国传统的影响，至少读书人与皇权体系的交易性质仍在，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里面也有「他化」因素，是为苏联的影响。苏联时期的作协副总书记、书记处书记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个人经历暨政治抉择能很好地印证费孝通佯谬。「就西蒙诺夫而言——他原是一名贵族，自觉参与重建自身的身份，变成『无产阶级作家』——重新做人的想法颇能激起他特别的共鸣」【注十五】，因此，他选准时机，歌颂以数万名劳改犯生命为代价的斯大林批准的白海运河工程；费孝通之于中共国家，是旧世界过来的人，更经历过中共国家的政治整肃，因此，除了选准时机投靠邓小平集团外，在生命晚期更是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殚精竭虑。而费与西蒙诺夫不同的是：后者在生命晚期饱受良心煎熬【注十六】且早在此前就受到不同阵营的误解与轻蔑【注十七】；前者则是安享尊荣，并为封建主义反人性道德做诡辩。

二、不懂西方：由倨傲而生的误读

在论述文化自觉问题时，费孝通引述了一个家庭生活细节：其童年时亲见祖母把每一张有字的纸都烧掉，是为「敬惜字纸」【注十八】；至其有所成就，乃理解祖母的行为不是迷信，而认为自己并未遵此祖训；进而，其理解了自己在「文革」时的遭遇，「大字报上攻击我到处放毒，罪该万死。事后想来，不无道理」【注十九】。固然，每个「文革」受害者均可以从自己的角度理解那场政治运动，但是，「文革」作为特务统治的极致是文化不自觉的经典，而且，所谓「敬惜字纸」实质是对隔墙有耳之类的特务行为的防御措施。

如果说费孝通并未理解「敬惜字纸」与特务统治的关系，只是说明他对历史之恶不甚了解而情有可原，那么，对上帝系统进而是西方社会的误读则源自倨傲。因为到对「中世纪」进行解读时，他已经是中共国家里的最著名社会学家，也有一大批名为学者（知名或不知名）而实属群氓的人在崇拜他。那等群氓也与一九六五年庆贺西蒙诺夫五十岁生日的苏联作家【注二十】，在价值理性缺失方面没有多大差异。同样，被群氓学者与谄媚作家所祝贺与崇拜的主人，在价值理性方面的缺憾也导致了他们的倨傲。此种倨傲使得费直接跨过宗教革命来直指斥世俗的控制【注二十一】，其实呢，宗教革命导致的重大后果是专制主义，即教权衰落、王权兴起；也因为王权取代了教权而猖獗，才有了启蒙运动，以美国的建立为标志，近代世界才有了基本图式。

费孝通对西方的误读由倨傲而产生，也难以排除当中的政治预设，即其对宗教的理解与中共国家的意识形态完全一致，视宗教为迷信，尽管费是借对一部小说的评价而表达观点【注二十二】。实质上，中世纪在很差劲的教权控制之外还有学术精细化，标志则是大学的产生【注二十三】；还有，宗教异端的强劲发展实则为后来的启蒙运动提供了部分思想资源，至少是杰出个人的行为范本；此外，以复式簿记为代表的中世纪商业与金融的巨大进步到今天仍然外溢文明活力。与异端的思想性威力一样，商业与金融的进步产生于中世纪后期（一三〇〇至一五〇〇）。综合归论，费孝通关于中世纪的理解恰好是拉尔夫等人所批评的现象，「认为西欧在整个中世纪都属于停滞状态，可谓荒谬到极点」【注二十四】。因此，作为文化不自觉的费孝通佯谬实则是中共国家部落状态的本质反应。

放大到传统政治与商业精英层面，他们不了解西方以不了解美国为代表。也就是说「中国从决策层到普通百姓，甚至包括那些像农村赶集之方便去美国的人们，并不了解美国」【注二十五】。如此，不但中共国家领导全球化完全没有可能，而且，期望文化自觉成为内部革新动力也绝对不可能，除非整个中国社会换一种治理模式。在现行的民主实践角度来讲，这也正是转型的必要之所在。

三、巨大希望：思维伦理革命具有可能性

推进中国民主转型的实践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一个知识扩容过程。因此，指出费孝通佯谬的存在及其发生机理不仅对文化不自觉有颠覆功用，而且，也为非中共国家的新治理模式提供真正文化自觉的长期理论支持。这个长期支持的学术伦理有三大要点：第一，推翻费孝通一类的学术偶像，就像乌克兰的民众运动中将列宁像拉倒一样；第二，在学术价值上与费孝通佯谬划清界线，也在思维上与之隔离乃至不使用那个体系的学术语（如「全盘西化」）而不论其含义；第三，进行深度的文明反省（而不限于泛文化意义理解），进而，以文明的可通俗性观点来对待西方（美国）政治。

「全盘西化」作为学术概念，在其使用之初就有非常恶劣的政治预设，即一定以他者为异者，以至在问题讨论之初就排除了文明的可通约性。文明的可通约性并不复杂，从古希腊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到中国列子「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再从中国张载「为万世开太平」之雄心到康德「永久的和平」之追求，无不可以印证。在理解了文明的可通约性之后，民主实践层面的文化反省则在任何细节都可以发生。比如说，惯常使用的成语「黔驴技穷」是一个讽刺性用语，但它实际上是巨大佯谬：一头驯化且拴住的驴对付一只野性而无约束的老虎，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规则【注二十六】，而中国传统中的政权与人民的关系就是「虎驴关系」。今天，中共国家从统治伦理到思维伦理仍然是「虎驴关系」的复制，尤以思维伦理为恶，即费孝通佯谬所主张的那些。即便不论寓言性成语「黔驴技穷」，而以诸多经典性历史事实来反思，也不难得出思维伦理的革命性需求。比如说，西门豹惩治小众宗教的行为，表面上看，相当正义，更实现了以恶止恶的政治预设。但是，经典性历史事实当中有一个需要深思的细节——在西门豹以恶止恶（剥夺小众宗教操纵者生命）过程中，「人民往观之者三二千人」那种现象恰好说明：（一）「虎驴关系」在成语之前就存在；（二）群氓愚昧构成文化生存基础；（三）延诸后世所有改革不过是传统精英对群氓的欺诈程度大小而已。

网络信息条件极大压缩了传统精英对群氓的欺诈程度，这里面也可见思维伦理革命的征兆，但在另一端，欺诈也趋于精细化。比如说，《人民日报》有「大家手笔」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指曰「回顾一下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历史虚无主义的真实面目便会暴露无遗」【注二十七】，这种说辞掩盖了批判者的真实意图——不是从学术上探究一个命题的真伪，只是为了政权生存而设定的一个命题。再比如说，作为反腐重大成果的中国土地矿产法律事务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孙英辉案，当中报道了一位吴姓行贿人的行贿细节以及广东普宁市政府行贿事实【注二十八】，但是，报道掩饰了两个重要社会现象：第一，吴姓人士花钱将儿子安排进国家部委绝不是特例，富人花钱为子女购买政府就业乃至升迁机会，在中共国家已经普遍化；第二，地方政府行贿更上级权力机构不仅是官场普遍谅解的「公罪」，而且，居间操办者往往因此而获得「通天」的人际关系。

当然，中共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某项精细化操作往往会被自己的另一项说辞所戳破，其如《人民日报》「大家手笔」痛批历史虚无主义八个月后，有论者说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一场意识形态保卫战【注二十九】。如此，历史虚无主义在当下中国首先不是一个命题真伪的问题，而是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不管关乎历史虚无主义问题的意识形态冲突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作为一个博弈过程，名义意识形态主流方失去了「应有的」学术地位。对于异见方面，包括这一单项博弈在内，「所有的反对」行为暨思考都具有知识扩容效果。更简单些，在初步上，知识扩容实际上就是思维伦理的革命。

结语：体制内学术群氓状态常态化

倒掉一个费孝通偶像暨揭开费孝通佯谬本质必然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即是说像「大家手笔」之类的不仅在体制内的真实群氓身份显现，而且，在前者倒掉后，「之类」者更是分文不值了。同样，所谓打赢意识形态保卫战作为文化内战不但发动者不具备任何学术地位，而且，这场内战的终极效应恰好是他们自己撕裂了自己。中国国民党在上世纪那场血与火的内战中输掉了绝大部分政治资本（且不管内战责任在哪一方），而今在台湾沦为「万年在野」的可能性更大，难道这个过程不比「老大哥」比喻的谶言性结果更令人兴奋吗？

对任何「之类」不必抱有个人仇恨包括对已故的费孝通也没必要以仇恨待之，因为中国民主转型是一场巨大的公益而非个人观点差异而致的利益冲突。还有，无论是巨头级如费者还是群氓化如「之类」者，他们在个人抉择的社会学效果上，都不出费吉斯对苏联官员从革命化到专业化转变之考察结论，「苏维埃行政官员中最常见的，不再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信徒和积极分子，而是那些野心家，虽然不相信党及其奋斗目标，却认真地执行它的命令」【注三十】。这样的制度体系会有什么样的效率，几乎不用明言！

一个制度体系的无效率必然在重大治理（内外关系）上反映为常识错误，本文开头涉及到的汪洋与基辛格、德维尔潘同质的佯谬即如此。而比汪更专业的体制内人士在中美关系判断上亦多现常识谬误，其如只说美国在对中共国家关系上有战略焦虑【注三十一】，而不论中共国家焦虑之存在。事实上，中共国家对美关系有高度焦虑感，更由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不确定性而变为惊恐【注三十二】。至于对双方焦虑的深刻分析，其如美国的道德焦虑与中共国家的制度焦虑发生机理【注三十三】则为体制内学术人士所不知，亦即他们的学术群氓状态是常态化的。这样的群氓状态确由利益锻造而成，更是文化不自觉的常态。

注释部分：

[一]与[二]参见我的论文集《软背景：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博弈》（自印本，二〇一六），第二百二十二至第二百四十九页（全文<第十章新冷战之必然>）。原文首发于《民主中国》网刊二〇一六年十月六日。佯谬，是由天文学上的Olbers Paradox（一八二三）演化而来，它最初的含义是「如果宇宙是无限静止和均匀的，那么，观察者每一道视线的终点必将会终结在一颗恒星上；那么，不难想象，整个天空即便是在夜晚也会像太阳一样明亮」。在社会科学方面，佯谬更准确地是Paradox的第二层含义：on improbable combination of opposing qualities ideas ，etc.用中国俗语讲，「叨着烟袋找烟袋」情形是最典型的佯谬。较为「现代」的比喻，可用堵车者心理为例：一位驾驶路上顶端级车辆的人面对极度拥堵，他会有「要有直升飞机该多好」的闪念；事实上，以直升机为交通工具的人不会在此刻体验到堵车状况。

[三]与[四]参见路透社华盛顿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电（记者未详）；新华社《参考消息》报十一月二十四日译介，《中方对中美经贸合作前景乐观》，第十六版<中国大地>。

[五]与[六]参见法国《费加罗报》网站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报道《法国外交进入死胡同》（记者：樊尚·特雷莫莱·德维莱尔）；同[三]译介报十一月二十三日，《西方民主政体错在何处》，第十版<参考论坛>。该报道内容系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答记者问。

[七]费孝通的副国级职务，是指：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九八三年六月至一九八八年四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九八八年四月至一九九三年三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九九三年三月至一九九八年三月。

[八]参见费孝通著《文化与文化自觉》，第一百九十五页；费著版本：群言出版社，二〇一六。

[九]参见凤凰视频·历史揭秘版块二〇〇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视频），《邓小平找费孝通为中国社会学补课》。

[十]与[十一]参见智能财产网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日文章《从「长城」发展看「五老」嫁接》（作者：费孝通）。应当注意的是，该网站不太可能在一九九三年就建立，至于费的原文最初发表于何种纸媒，有待考证。

[十二]参见新浪财经·财经纵横栏目二〇〇六年十月一日转刊《经济观察报》文章《长城之祸》（作者：吴晓波）。

[十三]与[十四]参见我的博文《为什么中国的「非公知」不行？》，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一日。

[十五]参见奥兰多·费吉斯著《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私人生活》（汉译本，毛俊杰译），第二百〇八页；毛译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四。

[十六]同[十五]，第六百四十七页。

[十七]同[十五]，第六百四十二页。费吉斯写道：「早在一九五六年之后，西蒙诺夫在自由改革派眼中，是一名顽固守旧的斯大林主义者，但在顽固斯大林主义者眼中，又是一名危险的自由主义者。」

[十八]与[十九]同[八]，第一百九十二页。

[二十]同[十五]，第六百四十九页。

[二十一]与[二十二]同[八]，第一百九十四页。

[二十三]参见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合著《世界文明史（上册）》（汉译本，赵丰等译），第六百二十七至第六百三十二页（全二册，上下册单另页码）；赵等译版本：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九。

[二十四]同[二十三]，第五百三十五页。

[二十五]参见我的学术采访文章《茅于轼答电邮六问》，载于香港《动向》杂志二〇一七年二月号。

[二十六]参见我的史学随笔文章《颠覆成语：一个倒叙的通俗考察》，载于[一]刊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二十七]参见人民网·观点版块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日文章《人民日报大家手笔：历史虚无主义怎样掩人耳目》（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之骅）。

[二十八]参见凤凰财经·iNEWS版块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转刊深读网文章《土地局官员三地任职有三情妇索贿买车买钻戒》（记者：洪雪）。

[二十九]参见新华网·时政频道二〇一六年七月七日转刊求是理论网访谈录《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要讲清中国的大道理》（访谈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

[三十]同[十五]，第四百九十四页。

[三十一]同[三]译介报二〇一六年九月九日（非译介，直发）文章《新炮舰政策难阻美国衰落》（作者：中国军事战略问题专家、战略学博士生导师、少将彭光谦），第十一版<特别报道>。

[三十二]参见侨报网·中美关系栏目二〇一七年二月二日报道《美专家警告：挑战中国 玩火自焚》（记者未详）。

[三十三]同[一]，第八页、第十一至第十二页。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