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顾问　李兆富）

早两年，老友孙柏文忽发奇想，要搞一系列「思考不可思议」（Thinking the Unthinkable）的讨论会，我提出的主题是「大众媒体灭绝之后」。

被誉为公关之父的Edward Bernays在1928年曾经讲过：「这是个大批量生产的时代。大批量生产的模式，已经应用在消费品的制造和分发。在这个时代，也应该有思想的大批量生产和传播。」同一年，纽约州的W2XB正式首播，是为世界上第一家商业广播电视台。

Bernays在其名著《Crystallzing Public Opinion》中更毫不讳言，宣传（Propaganda）就是「隐形政府」（Invisible Government）的执行部门。曾几何时，掌握电视广播的内容，是控制社会的关键。由1936年纳粹德国首次为奥运进行电视直播，到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尼克逊对肯尼迪的电视辩论，都可以见到大众传播媒体一直与政治息息相关。政府对电视行业的规管，相对其他的传媒更加严格，其原因不说自明。

2006年《时代》杂志破天荒地选了「你」（You）作为年度风云人物。当年，YouTube刚成立一年，社交媒体Facebook也方开放予让各大专院校以外的人加入。在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这是《时代》近几十年来最具前瞻性的年度风云人物评选。

我算是比较早接触互联网世界的一群，也大概有廿多年没有惯性地收看电视。过去廿年，由桌面计算机到手机再到平板计算机，我接收信息最主要的渠道，是这些个人而私密的小屏幕。坦白说，在我的世界里，流行文化一端凝固在九十年代，但在另一端则是越洋而来无远弗届的网上娱乐；我见到的世界比上一代人的理应更加辽阔，但信息更个人化的同时，在某层面上变得更狭窄。

由「广播」（Broadcast）到「窄播」（Narrowcast），除了意味媒体行业的营运模式出现翻天覆地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管治失去了一个方便而有效的工具。最近有线电视的股权酝酿易手，有人担心言论自由会因此受影响；我却认为从宏观视野看来，忧虑是过时而且不合时宜。

在这个连长者都懂得用Facebook的时代，掌握电视节目内容的管治手段，究竟还有多少价值和功用？两年前的那场「大众媒体灭绝之后」座谈会，我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在政府和企业在掌握如何透过社交媒体了解民情之前，它们会仍然沿用过去的一套旧方法，以为游说了少数掌握了编采权力的新闻工作者，便可以改变民众观感，掌握社会脉搏。结果，掌握了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一群人，将会有一段日子明显与社会脱节，也就是我们目前见到的所谓社会撕裂。」

每个人都是封闭的回音室

刚过去的一场行政长官选举，就是这种过渡期下的现象。但相信假以时日，而且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大众广播媒体将完全失去影响力。取而代之是更加复杂而又零碎的「自媒体窄播」下的「后大众广播媒体」时代。

在「后大众广播媒体」社会，每个人都选择自己想见到的信息，这些信息背后反映的价值往往与接收者本身的意识形态一致。这个看似百花齐放的生态环境，实质是一个又一个封闭的「回音室」（Echo Chamber）；每个人都在意识形态相近的朋辈影响，感到「吾道不孤」，信念越加强烈。

与此同时，由于没有任何人可以将讯息穿透至整个社会，从管治者的角度，这是一个深层次的挑战。近年见到的所谓「社会撕裂」，在某程度上反映「后大众广播媒体」中，社会越来越难获得共识，持不同信念和价值的族群排斥「非我族类」，互相叱责别人是民粹。这种现象不只发生在香港，在所有新媒体发达的国家亦复如是。

我不是说要回到廿世纪中，社会才可以达致共识。相反，我觉得这是一股最大的动力，驱使大政府要反璞归真，管治者也要学会谦卑，回到最基本的现实和人性；群众不再是一个个面目模糊的代号，而是真正由独立个体组成的聚合。

来源：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