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如果把这个问题当成一句政治骂语，其实没有多少讨论价值。中共当然不是通常宗教学意义上的邪教，它首先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并且是垄断掌握国家机器的专制执政党。但有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拿中共自己定义和批判邪教的标准，反过来照一照中共，会看到什么？答案颇有反讽意味：二者虽然性质不同，却在某些组织机制上形成了奇特的镜像关系。
一、先拿中共自己的尺子
中国官方长期总结所谓邪教的特征，大体包括：神化首领、制造绝对信仰、精神控制、严密组织、要求服从、排斥异己、限制退出以及危害社会等。这些标准当然包含专门针对非法宗教组织的法律要件，不能简单套到一个执政党身上。但是，如果暂时去掉“宗教”“非法组织”这些法律概念，只考察它所描述的组织控制方式，问题就来了。先看第一条：神化首领。毛泽东时代有“红太阳”“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有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早请示、晚汇报”和忠字舞。这显然已经不是现代政党通常意义上的领导人崇拜，而具有强烈的政治宗教色彩。区别其实很简单：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可以被反对、嘲讽，也可以被选票赶走。被神化的领袖则不能被怀疑。
二、比领袖崇拜更重要的是“唯一真理”
普通政党说这是我们的主张，列宁主义政党更容易说这是历史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长期以“科学社会主义”自居，于是一个政治理论获得了特殊地位：它不仅是一套主张，而且被宣布为认识历史和社会的正确方法。这样一来，反对者就不仅是“不同意我们的人”，还可能成为“错误思想”的代表。美国精神病学家罗伯特·利夫顿研究思想改造时，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神圣科学”（Sacred Science）。一套思想一旦同时宣布自己拥有道德上的神圣性和科学上的绝对正确性，就很难再允许真正的质疑。更有意味的是，利夫顿关于“思想改造”的经典研究，本来就与他对中共建政初期思想改造实践的研究密切相关。这就出现了一个历史反讽：中共今天指责邪教进行精神控制，而现代精神控制研究的一部分经典理论，正来自对中共思想改造的观察。
三、从管行为，到管思想
现代国家主要要求公民守法，至于你喜欢总统还是讨厌总统，相信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原则上属于个人自由。但极权主义政治要得更多，它不仅要求你服从，而且希望你从思想上服从。所以中共政治史上才会出现一整套独特的政治技术：思想汇报、政治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检讨、交代思想、整风、思想改造、“触及灵魂”。这与普通法律制度最大的区别在于：法律问你做了什么；思想改造还要追问你心里想了什么。一个人甚至需要主动寻找自己的“错误思想”，然后向组织坦白。这已经非常接近某些极端教团的忏悔和精神控制机制。宗教忏悔面对上帝，极权主义的政治忏悔面对的是组织。
四、创造敌人，也创造忠诚
封闭型教团还有一个常见特点：不断告诉成员，外面的世界充满敌人，只有留在组织内部才是正确和安全的。中共革命政治同样拥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敌我语言：革命与反革命；人民与敌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爱国与卖国；自己人与“境外敌对势力”。这种语言最危险的地方，不只是制造仇恨，它还把正常的政治分歧变成了道德审判。你不同意我的政策，不再只是“你认为我错了”，而可能变成：你的立场有问题，你的动机有问题，你属于哪一边？一旦政治进入这种逻辑，讨论就结束了，剩下的只有站队。
五、组织为什么害怕成员退出？
这里可能有一条最简单的判断标准。正常的现代政党是什么？不喜欢了，可以退党；觉得这个党不好，可以加入另一个党；甚至可以成立一个新党，与原来的党竞争。自由结社必然包含另一半：自由退社。高度控制型组织最害怕的，正是成员自由退出。自由退出意味着一个更深刻的事实：组织不是你的主人；你的思想、人格和人生最终属于你自己。所以观察一个组织究竟尊不尊重个人，有时根本不需要读多少理论。只问一句：我不相信了，可以退出吗？如果答案是可以，而且不会因此受到政治、社会和人身上的惩罚，那是自由组织；如果退出被理解成背叛、变节甚至敌对行为，那这个组织与成员之间，就已经不是普通的现代结社关系了。
六、为什么毛时代特别像“政治宗教”？
与其简单说“中共就是邪教”，不如使用一个更准确的概念：政治宗教。20世纪研究极权主义的一些思想家早已注意到，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现代政治运动虽然反对传统宗教，却可能自己承担宗教的某些功能。共产主义提供了一整套类似救赎叙事的结构：过去是阶级压迫；现在进行革命；无产阶级承担历史使命；共产党是先锋队；革命烈士成为圣徒式人物；反革命成为异端；历史最终将抵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天堂被搬到了人间，问题也正出在这里。传统基督教至少承认，人不是上帝，人的国度不是上帝之国。政治宗教一旦宣布自己掌握历史真理，又掌握军队、警察、法院、学校、媒体和国家机器，它所拥有的强制能力，是普通邪教根本无法相比的。
七、改革开放其实也是一次“祛魅”
从这个角度看，改革开放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意义。它不仅引进市场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社会退出政治宗教状态：不再天天讲阶级斗争，领袖逐渐成为普通政治领导人；个人可以做生意、挣钱、恋爱、旅游、追求自己的生活，政治开始从私人生活中退潮。中国人终于重新获得一种极其普通却非常珍贵的权利：我的日子，我自己过。所以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即使远非自由民主社会，中共自身的政治宗教色彩却明显淡化。习近平时代令人警惕的地方，也正在这里。个人权威重新上升，意识形态重新强化，政治学习增加，党组织向社会各领域进一步延伸，“核心”“忠诚”“政治站位”重新成为高频政治语言。这当然不是简单回到毛时代。但它确实意味着：曾经被改革开放压低的某些列宁主义组织基因，又重新活跃起来。
八、最有意思的反讽
中共与邪教真正的“互为镜像”，并不是说两者完全相同。它们完全可以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组织，却使用一些相似的控制技术：神化领袖，垄断真理；制造敌人，强化忠诚；控制语言，改造思想；严密组织，提高退出成本。邪教可能把这些技术用在几百、几千、几万名信徒身上。一个掌握国家机器的极权主义政党，却有能力把它们推广到亿万人，这才是问题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反邪教最好的办法，也许不是天天检查别人，不妨先拿自己的标准，照照镜子。一个真正相信人的理性和尊严的组织，至少应该允许成员平静地说我不再相信你了，我要退出。然后转身离开，没有检讨，没有恐惧，也没有代价。一个人的思想最终属于自己，这条边界，也是自由社会与一切精神控制型组织之间最重要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