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国川

在笔者看来，最懂得中国的外国人是这三个人：新加坡前总统李光耀、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科·福山。

“在众多关注中国的外国人中，谁最了解中国、最懂中国呢?”在一个沙龙里，一个企业家提出这个问题。我的大脑暂时“短路”，因为有一长串外国人的名字涌来，难以选择。

不过，这真的是一个好问题。因为现在人们都很关心国家未来走向，而云诡波谲的现实又让大家感到困惑和焦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借助来自海外的“第三只眼”，或许有助于人们看清自己的国家。

然而，这也是一个难题。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士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到访中国者如过江之鲫。他们对中国发表见解，“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欲一辨高低，并非易事。

研究中国问题的国际经济学家们，不了解中国体制，言论泛泛，许多观点给人雾中看花之感。众多的“汉学家”往往着眼于中国文化或历史的某一方面，虽偶有所中，更多的是隔靴搔痒之谈。至于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们，其观点言论更不可以较真。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似乎是一个例外。他每年都到中国来，与中国高层保持密切往来，而且著有《论中国》等书。但是，这位“中国通”的视野局限在中国高层政治。中国就像一条大河，政治风云不过是河面上此起彼伏的浪头，真正决定河流走向的是“河床”。而且基辛格是一个谋略家，讲起话来滴水不露，他的真实想法难以琢磨。

在笔者看来，最懂得中国的外国人是这三个人：新加坡前总统李光耀、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科·福山。

李光耀在英国文化中长大，但他祖籍中国广东省，对中华文化有很深的了解。而且近四十年间，新加坡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李光耀对中国经济发展不吝赞美，也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存在的劣势和需要克服的障碍比大多数观察人士意识到的都要多。在中国的治理问题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缺少法治。”

2004年，李光耀对一位70多岁的中国领导人说，“你们给中国年轻人灌输了太多对民族复兴的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思想……这可能导致不稳定”，“要让中国青年一代明白中国曾经因为闭关锁国和过度注重意识形态而犯的错误，这一点是至关主要的。必须向让他们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和态度，带着谦卑和责任感迎接挑战。”对中国来说，这些忠告无疑是清醒剂。

科尔奈今年87岁，是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经济学家，有关计划经济的论著已成为经典。和匈牙利一样，中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科尔奈对中国的思考非常有针对性，值得认真倾听。例如，科尔奈提出，中国要反对“对增长率的迷信”，不能为了推动GDP尽可能快地增长，忽视了其他重要的发展任务;中国收入差距在明显扩大，这不仅对经济是不利的，而且直接违背了民众的公平感，迟早会带来一些严重的社会紧张局面;要保障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法治政府是必不可少的，等等。

2013年12月，科尔奈在与他的老朋友吴敬琏先生对话时，提醒中国“要保护市场，让它免受政府权力过度扩张的危害”，“中国面临一些难题，社会普遍不满，民怨比较大……正确的答案不是去压制，而是要去解决导致群众不满的那些问题。不要阻塞言路，切断人民反映问题的反馈渠道。阻塞言路将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观点总结了苏联东欧的历史教训，直面中国现实，发人深省。

20多年前，弗朗西斯科·福山因“历史终结论”而一举成名，近年来中国也被纳入这位政治家的研究视野。不过，国内媒体经常有意无意地歪曲福山的观点，其实，福山的价值观念没有逆转，他只是更清晰地了解到，创造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过程充满艰难。近十年来，福山研究人类政治秩序的起源问题。在宏大的历史视野关照下，他对中国的认识远超过中国学者。

例如，福山提出了中国政治制度在王朝时期一直无法解决的“坏皇帝”问题，“英明领导下的威权制度，可能不时地超越自由民主制，因为它可作出快速决定，不受法律和立法机关的挑战。另一方面，如此制度取决于英明领袖的持续出现。如有坏皇帝，不受制衡的政府大权很容易导致灾难。”福山进而指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有很好的领导人，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制度保证这种‘好领导人’的状况会延续下去。”抚今追昔，福山的洞见可谓振聋发聩。

对一个雄心勃勃、致力进步的国家来说，赞美是无意义的，有时甚至是有害的。古语云，“杀君马者道旁儿”。路边的看客不停地称赞马跑得快，马主不停地加速，结果反而把马累死了。中国目前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需要的不是廉价的赞美和颂歌，而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真正问题，提供思想资源。就像鲁迅所说，“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在这个意义上，李光耀、科尔奈和福山三位外国人不但最懂得中国，也最值得尊敬。他们的忠告应该认真听取，深长思之。

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