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考拉”赵威之后，著名维权律师王宇取保候审后接受媒体采访，公开表示“悔过”。在指责原合作伙伴的同时，王宇在采访中表达了对西方社会“炒作”她被捕一案的不满，并拒绝接受一切捐款和境外的人权奖项。

但在我看来，赵威也好，王宇也好，文字认错也好，央视认罪也好，外媒采访也好，都不过是一种强压之下的结果，是一种被迫表态，否则就无法解释那些尚未“转化”的系狱者为何不仅得不到媒体采访的机会，而且一年多来音讯全无，连家人都不知他们被关在哪里，因此，与其说这种公开“转化”是赵威、王宇的选择，不如说是那些在后面用政府的暴力机器扭曲其命运的人的选择。在恐惧和不自由的状态下，绝无真相可言。因此官方所导演的“认罪”“转化”“指责”均无说服力，只能更深刻地揭示中共政权机器的非人性化。

作为被中共政权监禁了5年的政治犯，我有亲眼见到，就监禁对人的“思想改造”“思想转化”而言，多数情况下，或多或少总是有作用的。首先，在处理政治性案件时，中国的看守所、监狱几乎阻断一切信息渠道，只允许被羁押者接受过滤后的信息，监管者甚至完全阻止他们与家人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来说，时间概念被改变，外面世界的一年，在他们的感受中可能会长达三年、五年，甚至更长。只要有足够长的时间，大多数人都是可以被部分“转化”的，何况这个过程还伴随着司法当局随时施加的精神压力和心理酷刑。如果这个信息阻断、精神压力和心理酷刑的过程对中共政权来讲并无时间限制，根据不同的案子的需要任意拉长直至奏效，对此，他们几乎不受约于法律。

其次，当异议人士和维权者被捕之后，他们面对的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一台专制机器的罔顾法律、不择手段的全力打压，法律完全无法成为被羁押者的依靠，外界的声援也基本无助于案件得到公正审理，可以说，这时候他们是以微弱身躯孤身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专制政府，这个政权可以动用几乎所有的办法来对付一个弱小的个人，从限制与外界接触、到超期羁押、重刑威胁以及对家人的株连等等。我们无法要求仅凭良心而起身呼吁维护自由的异议者、维权者俱有全方位对抗专制政权国家机器的能力和钢铁意志，他们在凭着她们的良知发出自己真实声音维护正义和权利的时候，绝大多数不可能做好牺牲家人乃至一切甚至放弃生命的准备。

对今天的赵威、王宇，我们不会也不应该有苛刻的指责，即使赵威对任全牛的公开指控，也发生在任全牛被捕之后，尚无证据表明任全牛的被抓是“名誉受损者”赵威的主动要求，而王宇公开表达“转化”的态度，则是在夫妻均被关押，儿子偷渡被抓，整个家庭面临巨大危机的情况下所做的。

因此，如果我们不曾与这些异议者和维权者一同承受苦难，我们就不应去指责他们，甚至可以说，如果不对旧日“同道”造成实质性伤害，一定程度上，这种自我保护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使他们真的被“转化”成功从此走向另一条生活轨迹，完全退出异议和维权群体，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而他们此前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所做的贡献和牺牲，仍然值得我们牢记和感谢。中国社会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主体应在监狱之外，最后的胜利需要积累成绩形成力量对比的变化。

还要看到，在专制社会中，只有那些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会起身呼吁自由、民主、法治，这种思考能力以及相应的蒐集和获取信息的能力决定了无论他们如何被扭曲，他们的思想也不会完全被“转化”到官方统一而狭窄的调门之下，因此，当赵威、王宇们几乎在以官方发言人的标准答案来公开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认为这只是审时度势的一种个人利害选择，恰恰不能代表其全部的真实思想。我们还记得，在斯大林借助基洛夫被杀而发起的大清洗运动中，那些被冤屈的指控者在西方记者的眼前，在法庭上公开“强烈要求”斯大林政权枪毙自己，1958年，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面对官方压力一度坚持说“任何力量也无法使我拒绝人家给予我的荣誉。你们可以枪毙我，将我流放……几年后你们将不得不为我平反昭雪。”然而，当这种压力和迫害的威胁从自身扩大到所爱的人的时候，帕斯捷尔纳克很快被迫宣布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不得不承认，强权高压在很多情况下是有效的，但是基洛夫案被冤屈者的“要求”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拒绝”，最终都没有直接导致也没有最终帮助避免专制政权的轰然崩塌。

经历过反右、文革、六四的中国人，不应该对这种政治高压之下的思想“转化”感到陌生，赵威、王宇的“转化”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回放，如果说它能够给我们什么启示，那么，最重要的是让全世界看清楚专制政权可以如何采取毫无底线的手段对自由声音进行压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专制政治下的抗争不是儿戏，而是一场文明与野蛮的真正的较量。

专制者可以听到它所需要的被“转化”者的各种表态，但它无法掌握人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政治压制力度越大，中国政治越具有不可预期性，而压制造成的最后反弹也会越大。我们可以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但我们需要在挫折中变得成熟和智慧，更需要内心的坚守——永不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