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6年7月5日凌晨4点26分，火车准点到达北京西站。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西站下车。出站，找到地铁入口，排队等候。这么早打车到家也没必要，不如等到5点半坐第一班地铁，7点前到家，老婆正好起床。何况，还省几十块钱。
K52夕发朝至，下午不到6点在莒南上车，次日早上5点20分到北京，正赶上地铁开始运营，非常合适。可最近这趟车不知搞什么鬼，仅提前几天卖票。于是，迫不得已买了这个暑期加班车K4604，在路上跑15个小时零1分钟。这是我第一次坐这趟车，还记错了时间，上车差点晚了，进站1分钟车就来了。
地铁入口处挤满了人。而且后面的不断到前面插队。人们大多盯着手机。5点半差一两分钟，门开了，人们哄地涌进去。几米外安检员指着空荡荡的左侧通道说着什么，我问是否那边也能进，他说是，于是我退出刚进的中间通道，转身去了左侧通道，竟是第一个把行李放上安检仪的。第一班车就挤得满满的。不过换车以后，空荡荡的。
上午略事休息，补了一觉。下午去北京火车站给丈母娘退票、买新车票，还给我自己买返回老家的车票。
二
我这次临时性回京，是因突然决定搬家。而之所以突然决定搬家，是因房东突然说要卖房子。
我来北京十年多，搬家十多次。前两年简单，独身一人，住过9个地方，其中5个在香山。在香山的最后一个住处，住了十个多月，是个约20平米的开间，有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在香山一带的单间中算是不错了。房东出租了大大小小十几间房子，对我非常客气，见面就是笑脸，有求必应，甚至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可是，如同“人民公仆”随时会对“主人”翻脸一样，这“衣食父母”的地位瞬间就会丧失。2008年3月29日到30日半夜我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香山派出所三级公安机关传唤两个小时后，房东立马变脸，说他的一个亲戚要来住，让我赶快搬走。后来房东领人来看房子，根据他们的对话，来人显然不是他的亲戚。
4月，老婆来到北京，准备去城里找工作。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那天，我们搬到城里。14点27分，一辆三轮车载着我和老婆及刚买的一组沙发走在一座桥上，对地震没有丝毫感觉，尽管北京有人声称感觉到了地震。这地方住得我胆战心惊，因为恰逢奥运。不过好在这里不是管理最严格的地区，所以表面上安然无恙过了几个月。后来为了老婆上班方便，10月初的七天长假期间，我们搬到另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住得挺安稳。第二年8月底，突然一个自称辖区派出所的电话打过来，说因为我的暂住证上的地址和办理暂住证的房产证的地址不符，问我到底住哪个地址。过了两天，一直对我非常热情的中介公司租赁部经理来说，不好意思，这家业主要卖房子，你们还是快点搬走吧。我问他暂住证地址为何跟房产证不符，他说业主出国了，房产证没给他，他临时借用了别的房子的房产证给我办暂住证。当时巧合，我们本来就打算到期搬走，所以同意了。9月初搬走的当天晚上，老婆说，租赁部经理悄悄告诉她，让我小心点。次日，我回去给中介送一件误带走的物品，租赁部经理悄悄对我说，王哥，我们也是不得已，请你原谅，不过你也别弄那些事了，安心过日子吧。看来这个租赁部经理了解到一点情况。还有，在我们搬走之前，有人来看房子，但显然是租，不是买。如同2008年3月是为了给奥运清场一样，这次是为了给中共建政60周年“大庆”清场，他们要逐个落实我们这些“重点人口”的具体信息，包括住址。
新住处换了派出所辖区，是个国企家属院，独楼独院。住了一年，房东对我们很满意，第二年即2010年8月，合同到期前一个月续签。10月8日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11日晚，老婆在下班途中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房东给她打电话称，派出所要找我。我一听顿时感到警方干的简直是兽行，因为他们本来有我的电话，竟不直接找我，非要通过房东找我老婆，故意给我制造压力。当天晚上，分局国保跟我见面，通知我被上岗。这次上岗连续62天，把老婆气坏了。2011年8月，房东告诉我老婆说不租给我们了。我打电话责问片警，后来由片警出面，房东才同意继续租给我们。2013年，房东说孩子准备上学，要搬回这里（旁边有个小学），不再租给我们。于是我们搬离了这个连续住了四年的地方。搬家时还有个插曲。老婆找了几个对我的背景一无所知的朋友过来帮忙，其中一人在楼下负责看车。我在楼上收拾东西。快搬完了，我下楼来到车前，那个看车的朋友说，刚才门口那个女的问他派出所是否知道我们搬家。我立即明白了怎么回事，应该是门卫把他当成搬家公司的人了。事后我对警方很恼火地说，你们派门卫盯着我，我管不着，但连我搬家门卫都要问派出所是否知道，你们是不是太过分？警方声称应该是误会，这种事以后不会再发生。
我们搬到另一个派出所辖区，但只住了一年，因为冬天暖气不热，老婆颈椎病犯了几次，被迫买了电暖器，但还是太冷。这次，警方没骚扰房东和我的家人。
前年，我们搬到现在这个地方，又换了个派出所辖区。两年来，房东和家人没受到警方骚扰。但是，房东突然说要卖房子，并说优先卖给我们。我们哪里买得起，接近三百万呢。于是，我临时性回了趟北京，准备搬家。
三
为什么说我是临时性回了趟北京呢？因为从2014年11月起，我就基本住在老家，陪护父亲看病。
父亲于2008年9月在莒南县医院被诊断为良性肿瘤，术后感觉病症反而加剧，11月做病理切片确诊为恶性肿瘤，立即去临沂市肿瘤医院，确诊直肠癌晚期，已转移到肝。同时对直肠和肝做了手术，没出院接着做第一次介入治疗，连续住院约40天，我几乎没离开。在第三次介入治疗后，我回北京上班，妹妹和妹夫陪护父亲做介入治疗和化疗。半年后，病情逐步稳定，后来复查，病灶消失了！三个月复查一次，直到2011年9月肝部再次长出新的病灶。再次手术和化疗，几个月后病灶再次消失。2014年11月，复查发现肺部大面积扩散。我打电话给医生，医生说如果不治疗，活不到春节。我立即回家，陪护父亲化疗。第三次化疗时，又查出病灶转移到胸骨。医生无奈地说，麻烦大了。没想到经过四、五次化疗，病情再次好转，即肺部病灶大的变小、小的变少。我们全家喜出望外，医生也连连称奇，说这种概率只有百分之几。伊立替康和雷替曲塞联用8次后，医生说至少要休息三个月才能再次使用。此时，父亲由于呕吐、腹泻严重、食欲不振，身体极为虚弱。但是，仍如以前一样，二十多天住院一次，因为治疗胸骨的唑来膦酸不能停。伊立替康停止使用三个月后，再次使用，父亲身体仍特别虚弱。医生犯了愁，说除了使用靶向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适用我爸的靶向药有两种，其中贵的那种叫爱必妥，效果比便宜的安维汀要好。但他没给病人用过，他的一个拐弯亲戚的领导在济南用过爱必妥，来他这里复查发现病灶消失，所以他印象深刻。但据他了解，临沂各医院没用过这种药，济南、青岛用过。
网上介绍，中华慈善总会跟爱必妥的生产厂家德国默克公司有免费赠药的合作项目，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必须在患病前是低保户。我家不符合这个条件。第二种情况，自费使用三个月后，终生免费使用。如果是自费，要花20几万。通过熟人打听，香港便宜，可以在深圳寄送。但缺乏值得信任的渠道，且始终是自费。印度最便宜，面临同样问题。至于北美和欧洲、包括德国，都说这是处方药，没法弄。
由于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默克公司在北京也有分公司，我决定回京一趟。这是去年9月底。30日出院当天，北京片警发来短信说，十一就要到了，最近情况如何？我答复说，下午出院，已买好2日回京、13日回老家的票。
10月7日是十一长假的最后一天，片警问我这两天有何安排。我说明天是假后第一个工作日，打算去一家德国药厂在北京的公司打听情况。片警说问问所里。过了会儿片警说所里同意派车陪我去。
8日上午，一辆警车拉我去了建国路。司机穿警服，还有一男一女穿便衣。根据地图搜索结果，默克公司在建国路北侧的金地中心。司机让男便衣下车跟我去。在金地中心大门外，我用身份证登记后，去了18层，发现整层楼装修，只好下来。问保安，其中一个说好像没搬走，另一个说好像搬走了，去现代城打听吧。回来上了警车，从前面掉头，停在马路南侧，男便衣又跟我去了现代城A、B、C、D四座，没找到默克公司。在大厅问保安，也没听说。于是回到车上，告诉司机下一步去西单。谁知司机顿时变脸，说谁让你去的？我一愣，说早跟片警说好了。司机说不知道。我说你再问问。司机口气生硬地说，那就把你拉回所里，让别人带你去吧。我说好啊，没问题。司机想了想，打了个电话。我听出他是打给分管副所长的，就说让我跟副所长说两句。司机不理我，挂了电话。我火了，打电话给副所长，说，他们态度太差，我早跟片警说好了去西单和航天桥，他们不想去，你看着办吧。副所长给司机打了个电话，司机蔫了，掉转车头去了西单，后来再没为难我。事后我见到片警，提起司机态度，毫不客气地说，有人就是贱。当然，我没告诉片警的是，既然司机不识抬举，我就在和男便衣单独行动时，问男便衣知道为啥派出所派车陪我不？男便衣说不知道。我问他，听说过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事了么。他说知道，记不清叫啥名了。我说，叫刘晓波，今天是他获诺贝尔和平奖5周年，我认识他，所以我从山东回北京打听药的情况，你们就派车陪我。他有些惊讶，后来明显对我客气得很。而我后来想，穿警服的司机是否把我当成被管制的犯人了？看来，对他们这种只知执行命令、不问青红皂白的家伙，不需客气。
中华慈善总会在西单二龙路附近。这座楼从外面看起来很简朴，中华慈善总会只是这座楼上的多家单位之一。门外没有保安。在大厅向保安打听中华慈善总会，保安立即告知楼层，不用登记。到了楼上，从外面看，办公室里面比较普通。问了一个人，他去一个大办公室喊另一个人出来，这人说他们只负责接电话和EMS，不负责接待人，让我回去打电话，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
警车继续西行，路过军博，去了航天桥西，在路南的航医大厦二楼找到百济新特药房。药房说这里有爱必妥，但只管卖，不管申请赠药的程序。
于是警车打道回府。既然这次警方派车，所以我就干脆走了三个地方。后来我在电话里告诉刘霞，这天他们以警车开道带我路过天安门广场和晓波刘霞新旧两个家附近的方式，帮我纪念了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5周年，具有特别意义。
四
父亲告诉我，他在村外散步时，遇到邻村我的一个同学的大爷。这个同学在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当医生，他父亲和他哥都得癌症去世，所以尽管他不是学肿瘤的，但对肿瘤不陌生。父亲让我联系这个同学。我找了两个同学要到这个同学的电话，他说青医附院用过爱必妥，我说过几天去找他。因为根据中华慈善总会的项目介绍，山东只有济南和青岛两个城市有项目注册医生（2016年又增加了淄博、潍坊、烟台三个城市）。
14日回到老家，15日上午去临沂市肿瘤医院取病理切片，晚上去了青岛，在姜福祯先生家住下。这是我时隔十年整又来青岛。上次是2005年10月，刚出狱5个月。老姜原来的房子没了，租了个拥挤的小房子。16日早上去医院，见到20多年没见面的同学。巧了，他马上要去武汉出差，只给我几分钟时间，匆匆领我到肿瘤科介绍了个大夫走了。大夫打电话叫来默克公司的业务员，取走切片。来不及见其他朋友，吃完午饭往回赶，到家已晚上7点多。
一周后，默克公司的KRAS与NRAS检测报告结果出来，父亲是野生型，适用爱必妥。
按青医大夫的说法，要花二十七八万，加上住院，至少三十万。我上哪儿弄这么多钱？私下跟几个亲朋好友说了，他们伸出援手，给我凑了十万。但离目标还差得远，只好搁置。
10月下旬，父亲在医院院报上看到一个以前认识的医生写的文章，决定去做介入治疗。从11月开始，经过两次介入治疗和两次辅助治疗，肺部病灶开始曾有好转，后来略有恶化。4月初，父亲被迫回到原来的科室继续使用伊立替康化疗。好在这次剂量小，呕吐、腹泻等副作用比上次小得多，但食欲很差，体重比介入前降了近10公斤，且仍在持续缓慢下降。医生犯了愁。
于是，我和父亲再次想起爱必妥。
外科和内科医生均明确说，父亲现在的状况完全适用爱必妥。由于父亲对各种药物均敏感，且自确诊至今已存活近8年，所以爱必妥很可能也对父亲有效。但因没钱给父亲用爱必妥，这半年多我的心情一直非常压抑，父亲也经常流露出失望。如果父亲因此抱憾而去，我的余生恐怕也不会安宁。所以，在父亲再次谈起爱必妥时，我提出，给父亲用爱必妥。如果用了爱必妥，仍治不好父亲的病，我就没遗憾了。父亲一方面表示不忍心花费这么大的代价，另一方面又积极打听爱必妥的使用情况。用母亲的话说，父亲想活。父亲自己也说，他当然想活。而我，也很难设想父亲的离去。从2009年我第一次听到崔京浩的《父亲》，就迷上了这首歌，下载在手机里，经常听。年轻时我对父亲很叛逆，经常争吵，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父子情却日益加深，我无法忍心看着父亲抱憾而去。
由于默克公司爱必妥项目将山东划为两个市场片，临沂归济南片，所以在得知我希望在临沂使用爱必妥后，青岛业务员把我介绍给了济南业务员。济南业务员说临沂市肿瘤医院已用过爱必妥，告诉了我几个医生的名字，其中一个我认识，因为她以前给我父亲做过化疗。于是，我跟这个女医生取得联系，她说已有几例病人用过爱必妥，只有一例无效。
我问济南业务员，到底大约花多少钱。他说要根据病人体表面积计算。问了我爸的身高和体重，说20多万。我还问了临沂和青岛的医生，她们说爱必妥是否有效，用两次就能看出来。济南业务员说要三四次。我算了笔账，如果无效，总花费不到十万，手上的钱够了。如果有效，要花20多万，现在不够。很幸运，在有爱心的人们的帮助下，这笔钱虽然还不够，但已相差不多，所以，可以开始付诸行动了。
五
在北京火车站给丈母娘买了回她老家的票，也给我自己买了14日回老家的票，最后给丈母娘退了此前买的票。丈母娘原计划7月10日回老家，因我们突然搬家，所以推迟回家，留下帮我们收拾。我买的是北京到日照的K1901，在莒南不停，要在临沂下车换乘汽车回莒南。我第一次坐K1901是2013年8月22日，薄熙来案在济南开庭那天。本来我是提前八九天买的票，而薄熙来案开庭只是提前三天公布，所以，我回老家这事与薄熙来案毫不沾边。何况，火车跑京九线，不走济南。但21日警方突然找我，问能否推迟回老家。我说不行，我回老家有事，推迟的话就耽误了。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我明天的火车，是不是监听了我的电话，他们说你就别明知故问了。后来他们决定派两个片警跟我一起去我老家。22日晚，没买上票的两个片警跟我一起到北京火车站，亮出警察证进站，找了一个铁路警察，我先找到我的铺，他俩后来告诉我找到新的地方，让我过去。走了几节车厢，遇见十来个乘务员在一起，见到我后都散了。我进这节车厢一看，里面没别人。俩片警解释，这是乘务员车厢，每趟火车都有这么一节，专供乘务员休息。这俩片警比我大十岁左右，睡下铺，我睡中铺。开始只有我们仨，后来过来一个乘务员隔了几个铺睡觉。事后我想，那十来个乘务员可能是为了确认我，以防我中途下车——实在不明白警方为什么假定我会对薄熙来案有如此大的兴趣。一夜无话，平安到达临沂，下车后吃了午饭，俩片警打车把我送到我们村口，他们去县城住了一夜，次日跟我打声招呼回了北京。
在火车站办完事，去了航天桥西百济新特药房，爱必妥价格是每支4315元，不能寄到外地。我打电话问济南业务员，他说这是全国统一价格，不能便宜。我说我们很不容易凑的钱，尽量便宜点吧。他说顶多便宜十块二十块。
然后过天桥，去马路对面坐公交。这是第一次步行走航天桥。上了一段桥，下到地面又上去，拐弯处突然看到一个穿保安服的中年男性和两个戴红袖箍的老太太站在桥上，心想北京最近又有啥事这么紧张。
于是想起去年7月9日我回到北京那天，一些人权活动人士被关押。我虽然也被问了问，但没大麻烦。我感到痛心的是，有胡石根这种坐牢多年的老资格民运人士，和王全璋这种近年来积极参与人权活动的新人，被抓了几十个。现在又是709一周年，不知胡石根、王全璋等人在里面咋样了？
我跟胡石根老师最后一次见面，是前年11月19日。那天晚上，我们四人一起吃晚饭，突然妹妹打来电话，说了父亲的检查结果，我脑子顿时乱了套。胡老师感叹说，原来你爸只比我大6岁，这么年轻，应该好好治疗。去年7月9日我在离开北京接近8个月后第一次返回北京，恰逢709事件，没机会见到胡老师了。
我跟王全璋是山东老乡，五莲县跟莒南县中间只隔着一个莒县，离得很近。他还在山东时我就在网上接触过，他来北京后见过几次面。他在读大学时就参与过人权活动，到现在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只是他前期低调，少有人知道。近几年在北京当律师，名气慢慢大起来。但我想不到，他这么快被抓，而且闹得动静这么大。
还有，四川遂宁的陈兵被抓了。双胞胎兄弟俩都坐牢，他们的母亲去世不到一个月。你能想象，他们的家人会是怎样的心情？
还有，好多好多的人，无辜，却被关进大牢……
六
老婆在同一座楼的不同楼层看中了一套房子，比上家贵了一千多。老婆嘟囔着早该借钱买房子，我装作没听见。
周五晚上，新房东通知我们去签合同。这家装修好一些，怪不得贵。周六下午两点，新房东搬完家。我们开始搬。丈母娘在老房子收拾，老婆在新房子收拾，我负责搬运。
这座楼是塔楼，每层住着不少户，对角线有几十米，新旧房子正好接近对角线两端。但拉着小拖车进出电梯搬东西倒也没觉得累。头几趟用心数着趟数，后来每搬完一趟就在手机上记一个数。到晚上，搬了31趟。周日继续搬，达60趟。周一上午又搬了5趟。不算空手，总计搬运65趟。此外老婆和丈母娘加起来搬了有10趟，别人过来帮忙搬了有5趟。这样算起来，总计约80趟——没想到这么多。晚上老房东来结账。中介也来了，是卖房子的。这家房东没骗我们，跟我们这两年相处得还不错，好聚好散。周一这天，终于明显感到累，下午呼呼睡了一大觉。
然后天天在家收拾。
明天，又要回老家了，继续陪父亲看病。
2016年7月11日-13日于北京
补记一：
7月14日晚，我在火车上听说陈卫陈兵的弟弟陈冬病逝，忍痛在推特上发了个讣告：“四川遂宁陈卫、陈兵的弟弟、华为硬件部开发专家陈冬，今晚10：30因心脏病去世。不到一个月前陈母去世，现在陈卫、陈兵坐牢，陈氏一门连遭惨祸。”15日下午，惊闻胡石根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提起公诉。
2016年7月17日于山东莒南
补记二：
我爸用过两次爱必妥后，8月16日再次住院。CT结果显示，肺部病灶和纵隔及心包横膈区肿大淋巴结均有缩小。我爸有救了。真高兴。
不过，胡石根已被判刑7年半。我希望他早日出狱。
2016年8月17日于临沂市肿瘤医院病房
——《纵览中国》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