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圳——在他家仅一人的作战室里，沃尔玛下岗员工王时树正用手机给一群工人发信息，谋划他的下一步行动。

在过去的几个月，56岁的王时树协助在中国组织了一场针对沃尔玛的全国行动。华南各分店同时发生工人罢工。东北也举行了抵制活动。在沃尔玛于20年前开设中国第一家店的深圳，员工则提起诉讼，要求支付拖欠的薪水。

“我们想要的是滚雪球的效果, ”他以街头布道者的浑厚声音讲道。“我们希望大家都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随着中国经济放缓，罢工和劳工抗议行动在全国各地爆发，它们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工厂或企业的零散行动。政府对此做出激烈的反应，拘留活动人士，加强审查以防止骚乱扩大。

但最近几个月针对沃尔玛在中国400多家门店的激进行动却有着不同的模式：几个城市的工人越过共产党控制的官方工会组织，利用社交媒体协调行动，联合抵制同一家公司——而当局基本上袖手旁观。

中国各地的沃尔玛员工举起拳头，表示抗议，高喊着“工人，站起来！”他们以爱国热情博得地方官员的认可，让人想起毛泽东针对外来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在网上发布长篇文章，批判刻薄的老板和“工会傀儡”。

这个世界上最大连锁品牌的中国工人由此将执政的共产党放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公开检验它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承诺，尽管这种承诺与它对独立劳工行动主义的担忧相悖。

自波兰的团结工会协助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之后，北京一直竭力防止出现全国性的劳工运动，压制工人跨行业和跨地域组织行动的努力。

但是在沃尔玛事件中，当局似乎有所犹豫。沃尔玛的工人就低工资和一套新的工时系统提出抗议，称这使他们变得更加贫困和疲累。

最近几个月，有多达2万人——约占沃尔玛在华员工的五分之一——加入了王时树和其他活动人士在热门社交通讯软件微信上建立的消息群组。他们在这些微信群里发泄对公司政策的不满，分享抗议口号，讨论协调示威行动以达到最大效果的计划。

王时树之前在沃尔玛做客服人员，曾两次被沃尔玛辞退。如今他一边在家带孙女，一边和中国各地的工人交换信息，往往直至深夜两点。

“他们这么做是不人道的，”他说。“我希望沃尔玛能够像以前那样是一个有同情心的公司。”

在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研究劳工问题的学者伊莱•弗里德曼(Eli Friedman)表示，沃尔玛的运动“可能是我们在中国私营领域见过的、在持续性和跨工种的独立工人组织方面最为重大的例子”。

政府似乎在保持距离，因为它担心激起反弹，或者不愿在民族主义于中国高涨之际，代表一家知名美国企业对中国工人采取行动。

但做得少或无所作为，也存在鼓励其他地方有不满情绪的工人的风险，尤其是数量越来越多的在中国各地发展业务的民族连锁企业的工人。露得清零售店和国有电信运营商中国联通的工人在避免遭到严重惩罚的同时，已经采取了类似的策略。

“网上组织只会持续打破地域障碍，”位于香港的倡导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的研究员基根•埃尔默(Keegan Elmer)说。

零售业尤其成为劳工维权行动的热点区域。政府希望把经济增长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但餐馆、酒店和商店的新增就业岗位不是低薪，就是兼职。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中国各地7月到9月发生124起服务性行业的罢工或抗议，约是去年的两倍，而且至少自2011年以来，这是服务业劳资事件增速首次超过制造业。

中国法律要求企业成立工会，但工会几乎总是政府控制的，企业通常利用工会去限制劳工行动。面临劳资纠纷，一些公司会向员工支付补偿、奖金或其他形式的好处。

但也有公司担心劳工行动会强迫企业作出代价高昂的让步，所以采取了更强硬的手段，报复组织抗议的人。在沃尔玛，一些最活跃的抗议者已经失去了加薪机会，被调离，有的还被解雇了——这是对十多名员工的采访所了解到的情况。

在深圳以西的中山，一家店的劳工行动参与者说，她的上司拍了她在厕所里的照片，报复她发表抗议。她要求匿名，以免进一步激怒领导。

员工的不满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一种新的排班制度。沃尔玛夏季开始执行这种排班，说是为了让员工上班更灵活。员工说，其结果是加班费被削减，而且一些班次过长。有人说他们被迫签署协议，接受新的安排。

沃尔玛否认对员工有不公正待遇或曾施压要求他们接受新排班。公司发言人瑞贝卡•吕（音）说，绝大多数职工支持新的排班，而且员工可以选择继续执行旧的排班安排。

“我们的员工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她在一份声明中说。

翟秀华曾是深圳一家沃尔玛店的迎宾员。她说她领导了一场针对新排班制度的抗议，之后在9月份被开除了。

“我和他们说，你们把刀架到我头上，我也绝不同意，”她在家中回忆当时的情形。她的工服和证件（工号：14470）还挂在墙上。翟秀华担心就医的花费，说现在她希望能在老家四川找到工作。

沃尔玛在全球成千上万家门店阻挠员工成立工会。在中国，政府于2006年强制要求它为大约10万员工组建工会，隶属于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普遍要求外企成立这样的工会，沃尔玛是其中一家。

但在许多沃尔玛店，工会受管理层的控制，如何回应像翟秀华这样的员工的抗议，工会的高级别负责人左右为难。

广东省工会官员也曾批评沃尔玛执行新排班制度不经政府批准，但他们并没有采取什么强制措施，也没有帮助动员工人。

沃尔玛的劳工权益活动人士引用习近平主席的提出的理想目标和共产党保护工人阶级的历史作为行动依据。专家分析，一些官员有一种认识，认为像沃尔玛这样的外企的影响力应该被限制，而这些活动人士似乎因此受益。

“中国官方替沃尔玛打压工人的话，会有损国家形象，”中国劳工问题学者王江松说。

1996年沃尔玛在中国开设第一家店的时候，劳工大批涌入，争抢薪酬高于国内同类竞争者的工作岗位。

现在，一些员工说，沃尔玛的工作不足以从容负担养家的压力，他们的薪酬仅维持在最低工资水平，大约每月300美元。沃尔玛在美国曾领导了一场大张旗鼓的涨工资运动，但在中国，员工们说工资水平停滞不前，几乎赶不上通货膨胀。

沃尔玛疲于追赶中国消费者迅速变化的口味，尝试在网购上面投资，重新提振业绩。

但持续不断的劳工运动构成了潜在的障碍。

45岁的游天玉是深圳沃尔玛的客服人员。8月份，她写信给沃尔玛总裁董明伦(Doug McMillon)，抱怨公司让不满员工噤声的做法，引起了上司的注意。

游天玉说，现在老板每天骚扰她，因为她鸣不平。她说自己已被诊断出了焦虑症和抑郁症。

下班后，她大部分时间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搜集整理材料。她在一大堆劳工章程、工会法和工资单里面翻找，希望找到向沃尔玛发起进攻的新途径。

“我都快崩溃了， 我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长时间，”她说。

来源：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