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强大的权力，公民如不敢大声疾呼，只会变得更弱小。

去年底失踪的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3月24日回到香港。在与传媒交谈时候，他否认他自己被带走的事。另外，他把铜锣湾书店视为“的确做了一些事情不应该做的”，也讲“忘记过去发生的一切，重新开步，展开人生新一页”，即表明不敢从事像铜锣湾书店那样的活动。

关于这个事情，我们能从很多方面来评论。在此我想谈谈跟这个事情类似的日本的情况。从2013年起，一些在日本的中国人研究家在回国时候遭遇“失踪”状态，日本的媒体也大大地报道他们失踪的事。但是他们回日本后，关于在失踪期间发生的事情，一直不敢公开说。他们的这样做法很像李波似的。不一样的是：即回日本后，他们大都还在原来他们所属的大学里工作，他们的研究领域，发言内容也跟失踪前一模一样。究竟他们失踪期间好像“蝴蝶梦”一样。

在此我不太想谈谈他们那样做的是非。虽然我认为研究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考虑中国警察（或国安）对他们做的事情，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事情。维持原来的生活、住在大陆的亲戚的安全还是很重要的事。他们的做法，不管好不好，但不是不可思议的行动。

不可思议的不是他们的做法，而是日本社会对他们的反应。即他们有关的大学、研究会、媒体等，虽然在他们失踪的时候东拉西扯地谈谈他们失踪的事，但一旦他们回国后，就又不敢向他们问那个事情，又老样子地对待他们。这是好像一个办公员在业余生活上遭遇坏事，然后他的同事们还老样子地对待着他，不敢向他问问那些坏事似的。一般来讲，如果那些坏事与他的工作有关系的话，他的办公室不可能对他那样做。在中国失踪，这不能算研究中国工作的业馀领域。

铜锣湾书店的股东李波，他不敢谈谈被带走的事，而决定不干与铜锣湾书店有关的活动。这不是不可思议的做法。我们不会想像他一边辩护中国警察的正当性，一边还老样子地从事经营铜锣湾书店的工作。而在目前日本，这些不可思议的做法成为常态化。

日本的这样情况就表示他们所从事的研究中国的工作在日本社会的地位。即不管他们以怎样态度来研究，或者不管他们以怎样热情来讲法治、自由、自治等题目，在日本社会里，还是与现实世界隔绝的一个特殊专业领域。我这样说的不是向他们，而是向他们的工作在日本社会里的姿态。要不然不可能不问他们失踪的事。

另一方面，可以说日本社会对他们的这样做法会带来不好的前例，就让中国警察能更放心地抓住知识分子。确实，面对强大的权力，公民只是无力的存在。但是不敢大声疾呼的话，我们会是更弱小。

来源：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