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從美來港，住在羅孚前輩位於北角的家中。出版社朋友在花園酒店請飲茶，在那個陽光和煦的下午，我認識了李波夫婦。

在我印象中，儒雅的李波更像文化人而不似商人，他太太舒非文藝味更重，她是大陸著名詩人舒婷的近親，而且發表過不少文學作品。兩口子都沒有政治傾向，鑑於我一九八九年後的獨特經歷，座中朋友自然言及一些話題，但李波夫婦都沒有插話，也不覺得他們對此有興趣。

那次訪港，羅孚前輩還介紹我認識了李怡。沒有想到，他邀我為香港報紙寫專欄，一寫若干年。也沒想到，為我這個專欄結集出書的是李波，我的雜文集《中華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時候》，就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印刷出版。李波辦事我放心，他無政治立場卻恪守為商之道。我在海外出的幾本書銷路都有限，惟是這本賣得很不錯，我也如數在李波處領到了版稅，數目對我來說已不低。我當即捐了一半給香港某個紀念館，畢竟廿多年前，香港市民曾經無私地幫助過處於危難之際的我……

去歲末聖誕節前夕我再度訪港，感觸良多。十年光陰彷彿在窸窣有聲地翻頁。摯友羅海星辭世；羅孚前輩仙逝；十年前李怡告訴他要滿七十了，十年後他告訴我要滿八十了。香港變得更快，我看到某團體在銅鑼灣地鐵站出口設攤位，呼籲給一些名字熟悉的繫獄者寫聖誕卡，匆匆路人鮮有駐足。關心那些人和事的時代已過去了，念及羅孚前輩和羅海星的國家情懷，委實令我唏噓。

崇尚個人的社會和關心國家的情懷，或許會有短暫的契合並迸射出火星，但終難持久。那些遠方的反抗者所追求的東西，香港大部分都有。而香港人已無暇去關注和同情他們了，因為香港曾經有的東西也在這十年裡飛快地風化剝蝕，李波的遭遇就是一個標誌性事件。

一個持英國護照的香港土生居民在柴灣神秘蒸發，然後先後用普通話和簡體字向妻子舒非電話和傳真報信，稱“以自己的方式”回內地“協助調查”云云。這種故事在某地某制司空見慣，在法治社會卻是晴天霹靂！香港怎麼了？

這令人聯想到五位新銳導演的電影《十年》。十年時光足夠發生許多事，但比起東方古老帝國神龜一樣的壽命，十年實在太短了。《十年》五個短片中的<自焚者>有一幕，在家接受電視採訪的某時事評論員正侃侃而談，突遭不明身份者闖入，影片沒有展示他們的面目，甚至沒有聲音，只能在評論員驚慌失措的表情推想發生了甚麼事。

闖入者到底是何方神聖？將來李波或者會告訴港人，更大可能是李波“以自己的方式”去掩埋一切痕跡。這個方式決非他自己想得出來的，而是來自“國家意志”，在那個疆域從來沒有甚麼東西屬於自己。所以我選擇了自己的人生，簡樸清淡，如同一掬山泉，但那一點一點都是我自己的。

 （2016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