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则西之死似乎尘埃落定了。

我们只能说“似乎”。因为这起由年仅22岁的青年魏则西之死所激起的社会冲突，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甚至并未出现一个明确的说法，以使死者瞑目、观者安心，涉事各方或者沉默，或者推诿，或者含糊其辞，或者欲盖弥彰。然而，如果不出意外，此事已经迎来了传播效应的临界点，“魏则西”、“莆田系”等关键词将渐渐退出喧哗与骚动的公共视野，也许一周之后，不会再有人关注魏则西的命运;一月之后，不会再有人记起魏则西的名字;一年之后，天地依旧沉寂，街市依旧太平，仿佛魏则西事件从未发生过一般。

魏则西事件的收场，正应了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规律：“化解一场危机最便捷的路径，不是从正面应对，而是尽快出现或制造下一场危机。”一个叫雷洋的年轻人的非正常死亡，使国人迅速忘却了魏则西的悲剧。

退潮之后，才能发现谁在裸奔。现在正是反思的时刻：倘把魏则西事件比作一场战争，那么谁是最后的赢家?

这是最残酷的战争，没有一个赢家，包括那些自以为在下棋的棋手，其实只是棋子。

显而易见，魏则西及其家庭都输了。一个人死了，一个家庭破裂了，甚至连一个令死者灵魂安息的说法都未讨到。

百度也是输家，尽管李彦宏十分强项，终未道歉。说起来百度可恶、可怜而可悲，魏则西事件当中，它的罪责并不像舆论所渲染的那么大，却不得不扮演出气筒的角色，人人皆欲踩一脚而后快。这一面源于这些年来(从谷歌退出中国算起)百度所积累的累累恶名，另一面，难道不是因为，魏则西之死，谴责百度最省事、最安全、最政治正确?如刀尔登先生所云：“他们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在免费的时候才是慷慨的、在浅薄的时候才是动情的、在愚蠢的时候才是真诚的。”

与百度一样，落在莆田系医院头上的骂名，构成了其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说白了，莆田系其实是替中国医疗体制挨骂，它们既是医疗体制的果实，也是敌人，既是受益者，也是破坏者。如果医疗市场不予放开，莆田系断无滋生的可能;如果医疗市场充分开放，莆田系断无行骗的可能。这个怪胎的诞生与风靡，恰恰证实了中国医疗体制正是一个巨大的怪胎。这么说自然不是为莆田系辩护，我想指出的是，莆田系貌似恶因，实则只是恶果。

最大的输家，我以为乃是舆论与民意，这也是魏则西事件当中表现最令人失望的一元。自魏则西之死被提上公共议程，舆论与民意的棍子便打错了方向。豺狼当道，却打狐狸，不问首恶而追讨百度和莆田系，这样的错位，仅仅是小节;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它们把大恶当成了大善，把病毒当成了药方，此即呼吁政府出手，管制百度，整顿莆田系。殊不知，百度作恶也好，莆田系作恶也罢，究其病源，不是因为政府管制不足，恰是因为政府管制过度，譬如驱逐谷歌，剩下百度一家独大，缺乏制约，缺乏竞争，为所欲为，正可想见。基于此，不去提醒政府缩手，反而支持它们伸手，结果只可能火上浇油，雪上加霜，非但解决不了危机，反而将强化危机。

由此浮现了一重诡异的悖论。许多批评者，平时常常把罗纳德·里根的名言挂在嘴边：“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而是问题本身。”事到临头，第一反应却是求助于政府，视其为救命稻草、灵丹妙药。这与其说是精神与人格分裂，不如认为，这些人心中，还是潜伏了大政府情结，视政府为天使而非魔鬼;他们对权力的态度，不是警惕，而是膜拜，正如对市场的态度，不是信任，而是狐疑。就此而言，哪怕他们在批评政府，无论主观与客观，都是在强化政府的统治。

这背后，还有一个眼光或者说策略的问题。诚然，现实之中，要对付百度和莆田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请政府出手。不过，一来有效并不等于正当，二来，我们有没有想过，政府可以整治百度和莆田系，甚至可以扼杀百度和莆田系，转过脸来，他们则可制造另一家百度或莆田系。所谓以毒攻毒，未必能解毒，反而使毒瘤愈发壮大。

那么，政府是魏则西事件的最大赢家么?有人会说，按照你的分析，魏家、百度与莆田系都输了，唯有政府得利了，不仅实现了权力扩张，还顺应了人心，在舆论和民意的千呼万唤之中，过了一把救世主的瘾。可惜这只是表象。打个比方，政府好似一个肥胖症患者，你喂他一块蛋糕，固然一时大快朵颐，终究还是加剧了它的病情。当务之急，政府不该饕餮，而当节食，不该扩权，而当限权，不该伸手，而当收手，壮士断腕，正当其时。

说到收手，不由想起陈淮先生的话：过去十年，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越来越看不见，政府那只闲不住的手，越来越闲不住。对此局面，除了谴责权力的贪婪本性，那些动辄跪求政府出手管制市场的声音，能够免责么?

当那只闲不住的手遮蔽了市场，每个人都是魏则西，使用被指定的工具，得到被过滤的答案，食用被分配的药方，等待被宰割的命运。

2016年5月11日

来源：思想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