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已经过去二十七年了。关于八九民运的是非功过，与其去讨论和争论是非，不如多从记忆中整理出一些史实，提供给后人参考。毕竟，真正有资格说话的，其实是事实。而这一篇，我想就我记忆所得，回顾一下，自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学生走上广场开始绝食行动之后，曾经有过的几次撤出广场的机会。很多不了解事实的人，有的出于好意，有的出于恶意，都会疑惑或者指责当年的学生为什么不及时撤出广场。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就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再下结论好了。

真正有资格说话的是事实

五月十三日绝食一开始，从当局到知识份子，都一直有人建议和劝说学生撤出广场。第一次机会，是根据赵紫阳的回忆录记载，在他出访北韩回北京之后，曾经表示过对于《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不满，而“修改四二六社论”正是当时学生绝食提出的两个条件之一。所以赵紫阳以总书记的身分，曾经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重新发表一篇社论，改变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动乱”定性，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众所周知，这个建议被否定了，因为四二六社论是根据邓小平讲话的调子写的，否定邓小平意见，邓小平是不可能答应的。但是，如果当时真的按照赵紫阳的意思修改了四二六社论，学生绝食的条件就得到公开满足，撤出广场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第二次机会，是在五月十九日中共宣布戒严令，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后，在学者曹思源的积极活动下，二十四位全国人大常委联署，呼吁正在美国出访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紧急返回，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废止戒严令。全国人大至少在名义上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如果万里真的回国主持并要求国务院废止戒严令，这不失为一次通过既有的权力机制解决问题的机会。事实上，万里本人支持赵紫阳的立场非常明确，他也确实接受建议，提前回国，所以当时我们还曾经准备组织上万民众到北京机场欢迎万里回国。然而，联署的消息公布后，组织者曹思源很快被捕，万里在压力下，飞机改降上海，这一次解决问题的机会又失去了。

开枪使最后撤出广场努力流产

第三次机会是五月底召开的“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向广场总指挥部提出关于撤出广场的十点建议，作为联席会议的召集人，我在广场的广播站宣读了我们的十点建议，但是这个建议没有被广场上的学生采纳。这件事外界后来有很多详细的报道，我就不重复了。

比较少为人所知的，是第四次机会。当“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撤出广场的建议被拒绝之后，刘晓波、王军涛等人在会上提议，发起第二波的绝食行动，这一次有知识界成员参加，分不同梯次，一周增加一批，这才有了刘晓波、侯德健等四人六月一日开始的绝食。这个计划，当然有增加对政府的压力，保持运动热情的目的，但是在讨论中，我们也确实希望通过知识份子以“绝食”方式展开的直接介入，让这些更富经验的人可以有机会力劝广场学生撤出。结果，这个本来很有可行性的计划六月一日启动，六月三日夜里，政府就下令开枪了。这最后一次撤出广场的努力也就流产了。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从体制内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到知识界的曹思源，到民主运动的组织者，都曾经一再努力，希望可以使得学生能够撤出广场，但是四次努力中的三次，都是在当局的抵制和打压下没有获得成果。这是历史的不幸与遗憾，也是不容抹煞的真相。

文章来源：动向2016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