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月13日（一）

中国公民站起来，是中国人从最根本上要求民主化的形态，从这些人的处境遇，可以掌握中国的情况。

在采访活动中，我一直以来特别关注的不是著名人士，而是普通公民的动向。我第一次出版的《北京艺术村》，主要是采访当代艺术家王庆松。现在他很有名了，但当时他还没出名，只是刚从湖北乡下来的“盲流艺术家”，我也没想到后来他成为这么著名的艺术家。

当然我也关注著名人士的情况，但是更关注像声援他们的普通公民的活动。目前中国有数不尽与无名人士有关的维权案件。虽然我不能都了解全部案件，但我还想尽量多地知道与无名人士有关的案件。

可以说我这样采访方法表示我个人的姿态，即我不希望成为研究中国的专家。如果我是研究某个国家的专家，为了向日本社会介绍某个国家的情况的话，我应该优先介绍在那个国家里有名的事情和人物。我不是研究中国的专家，又不想成为“中国通”，只通过了解到在那么巨大国家里无名公民冒著被压制的危险，为了维护自己或者别人的权利和尊严的目的站起来，我能感到一个个人抱有的勇气、意志和人道主义。

为了把握中国怎样程度实现民主化，我们应该以无名人士的动态来判断。因为在中国无名公民的生命和尊严毫无被重视，他们在维权活动中不能期望任何的保护和保证。在那样情况下，一些无名人士还站起来，这就算是中国人从最根本上要求民主化的形态，加之按照他们所处于的境遇，我们能把握中国的情况。

我不打算主张应该轻视著名人物。但是，一般来讲，尤其在中国等东亚世界，不仅政府而且全社会不重视个人的生命和尊严（我认为日本也有这样倾向）。所以，如果不是有钱、有名或者属于有权威组织的话，普通公民在社会上没带有什么力量。在包括中国的东亚，为了实现民主社会，我们必须克服这些一介无名人士的生命“太便宜”的现况。

从某个方面，为了实现又稳定又和谐的社会，普通公民的生命和尊严应该被重视。社会的稳定就意味著一介无名人士无论从事怎样的活动都在一个公正的规则下被对待的状态。当然不应该发生像某个人在黑暗里被警方带走似的事情。

2003年，外地青年孙志刚在广东被警察打死后，在中国重新抬头了维权潮流。

孙志刚正是普通公民。那时候我期望中国开始走向又民主化又稳定的社会。而对于上个月发生的北京青年雷洋“被嫖娼”致死案，中国警察还没彻底追究雷洋死亡的真实原因，不少人怀疑警方暴力执法并伪造证据。据国内外的报道，目前往往发生了像雷洋事件那样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从不但要民主化而且要稳定化的观点来说，我们不得不认为中国显然在后退的路上。但是我认为目前还有不少公民声援雷洋，这是值得关注。

文章来源：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