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中国大陆是一个警察国家。如果说历来对持不同政见者的严厉监控和制裁，因新闻网络封锁，普通公众并不知情，人们被逐渐富裕但与文明国家尚有距离的生活所陶醉，那么，最近的、无涉政治的“雷洋案”和“吴良述案”普通案例，很能说明以维稳为新特徵的警察国家，打破国际上对该政治术语的定义，刷新专制威权制度的维稳新内涵。
维稳无关社会正义
警察国家是指政府不受法律约束，呈现极权特徵，任意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对人民实行全面、严密和镇压性的控制，凭藉警察等暴力工具维持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的国家。对持不同政见者和街头举牌呼吁民主者的肆意抓捕，已是家常便饭，尤以对思想言论治罪且重判，多在十年刑期以上。“文字狱”是警察国家常规动作，恐惧自由思想传播和批判政府言论，同时在禁止街头集会示威的违宪状态下，环保、女权等NGO和社会运动也成为打压对象，甚至以反恐名义。凡是民间组织化和人数众多的社运，都在维稳禁条下一律被消灭，使得民间社会的自组织化无从发动。
“雷洋案”的网络封锁和其辩护律师被消声，警方和央视官媒沆瀣一气，误导社会公众，都是维稳思维在作祟。警察是国家制度的显性表现，但维稳将维护社会正义和稳定，置换为维护党国权力稳固──置自身制定法律不顾，消灭异己声音和力量。
不少公众认为在专制威权制度之下，通过个案推动，警察是会变好的，这是一厢情愿。警察作为威权重要构成部分，随着权力棒指哪打哪，沦为邪恶力量。与其说警察维护社会稳定，不如说是权力的看门狗──当权力与权利发生冲突时，警察永远站在权力一边。哪怕牺牲法律与正义，破坏社会稳定。放置在专制威权制度背景下，这即为维稳警察的所有作为。司法的个案纠偏、内部清理，也是为维持权力有效运转，并非为维护国家利益和保护民权。只有在司法独立等宪政制度设计下，警察等司法权力才能真正受到制约和监督。
即使最后屍检证明雷洋是被警察殴打致死，五名执法人员受到法律审判，并不意味法制的进步，还会有下一个雷洋。原因在于，公检法作为中共政法委下属机构，只会对党国利益负责，很难启动司法独立的制度性改革，只是维持内部自我清洁功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是警察国家最为恐怖之处。
雷洋案的社会公众角色
“雷洋案”引致社会公众关注与恐慌，全在于粉碎绝大多数人的中产阶级梦想：从农村考入京城名校、高学历、年轻有为、体制内工作、自保意识、成功北漂，以及购住中档住宅区，家庭幸福。假如雷洋是位农民工，绝不会引起太多社会关注。警察国家其实一直是野蛮运转的，只是社会大众存在侥幸心理，直到雷洋的死亡赤裸裸呈现警权滥用的真实国家面目。从中可看出，社会公众毫无安全感和麻木功利的一面，尚需再造普世价值观。
威权制度的维权个案，人们并不在乎维护社会正义、釐清执法程序，更多关心利益诉求满足与否。一旦利益诉求得到满足，警民和解即可达成，也不在乎制度建设、枉法警察是否受到刑责制裁。所以，维权个案层出不穷，但司法制度文明毫无进步。雷洋案发当晚，权力之手封锁网络消息，涉嫌犯罪警察率先在央视搅乱视听，掩盖真相；不少警察在网络上为此案恶警同类喊冤。显然，这不单是警察机关极力掩盖真相，更是跨越司法机构的整个权力维稳系统开启，以期暂时消灭民怨。
警察国家的另一个特徵是，在思想层面上通过舆论控制等进行愚昧统治；在政治层面上制造人民公敌，消灭异己，通过警察实行恐怖统治；在社会层面，消灭公民社会，极度干预并全面监控个人生活，倡导告密行为。人们的反抗方式主要是破坏规则、外逃和寻找反对组织，但结局是原子化个人纠结在权力网眼里，丧失自组织能力。遏制警察国家的产生必须依靠法治，但是，法治不是专制党自我标榜喊口号、糊弄世人，需要以司法独立、全民选举、新闻自由、结党自由、军队国家化等宪政制度设计作为前提。法治国家是警察国家的最大天敌。
维稳制度下的威权社会，这是中国大陆与传统警察国家最大的不同。一方面人们对官方丧失信心，不信从任何官方语言、宣传，对制度性腐败已然冷漠。另一方面，这个威权国家，将人们注意力成功导向对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信从金钱力量，抛却道德感和正义性，不关心社会和他人，更无社会批判能力。网络民主时代，不失为价值启蒙和社会共识的集结，最后必然动员社会参与，但是，官方收买的网络评论员，故意混淆视听，转移官方责任，甚至以爱国主义、敌对势力，污名化民意，破坏民间组织能力。
维稳必然走向失效
维稳必然伴随维稳力量的空前强化，据官方公开资料显示，警察、武警、辅警和政府人员为主的专职维稳人员已高达一千万。同时，官方通过既得利益者的“西城大妈”和“朝阳群众”，在街头无差别怀疑任何一个路人，藉以释放权力自身无安全感和敌意。政府年维稳费预算一万亿，但仍然不足，警方靠乱罚款补充和中饱私囊，实际年维稳费几达天文数字两万亿。在维稳体制下，法律实际上已经失效，唯有权力意志潜在主导政治、经济、社会等在空转。
警察等司法权不受制约和扩大化滥用，是维稳制度的必然结果，本身沦为危害社会、破坏法制的主流力量。六月三日，广西律师吴良述在南宁市青秀区法院立案，拒绝提供不予立案回执。律师依法力争，结果被法警殴打并撕烂裤子、摔碎手机、抓伤身体。大陆一千多名律师发布联署公开信，谴责暴力执法行径，并要求制裁违法行为。此事仍在发酵之中。这种看似小概率恶性事件，恰恰暴露司法机构极度野蛮枉法的真实面目。
警察监督人们在跛足经济领域戴着镣铐舞蹈，而不提供保护，人们创造的钜额社会财富，通过高税赋、昂贵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最后都转向政府、官员腰包。同时对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垄断，变为权贵的特权和荣耀。权力者纵欲奢靡，普通人要么选择逃离、移民西方国家，要么同流合污，获取权贵的残羹剩汁，社会全面溃败沦丧。“黄祸”不再是政治寓言。严格讲，中国近三十年是后极权社会，准确说是专制威权制度。与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年毛氏极权社会有所不同，社会相对开放宽松，但是，就像清末民初不再留发、裹脚，不能说明社会在进步。它赋予人们经济自由的同时，政治赋权却原地踏步，而权力者的自由，党员的自由和政权拥护者的自由，得到几何级自我授予；从传统极权的思想和肉体控制，升级为对公民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掠夺和占有，人民从奴隶变成权力者的人质；从全面控制社会和个体，主力转向权力维稳，以所谓稳定压倒一切，肆意侵犯民权、剥夺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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