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八十一岁生日，为表达我们对尊者这个伟大生命的崇敬，特别是对尊者推动流亡藏人社区民主化的政治远见和智慧的感佩，《公民议报》特发表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博士的这篇题为“谁会崩盘：”达赖集团“还是中共政权？”的文章。这是杨建利博士提交给今年4月22-24日在台北召开的“寻找共同点”汉藏交流对话会议的三篇文章中的一篇。感谢“雪域出版社”提供已编辑的版本。
年初，中共西藏网刊发《回望2015：达赖集团行将“崩盘”五大徵兆》，对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社区进行低劣的抹黑，该文作者署名“夏炎”，据分析，这是一个专门针对达赖喇嘛进行歪曲评论的笔名，而且很可能类似文革中的“梁效”，是一个集体“创作”所使用的笔名。该文从几个方面分析“达赖集团”的“崩盘”危机，如新政治领导人任人唯亲、达赖喇嘛宗教霸权、亲人不和与流亡藏人内部分裂、以及“达赖集团”腐败盛行等，言之凿凿，却又毫无证据，而且该文常识性的错误比比皆是，不敢面对现实，甚至于连洛桑森格的名字都不敢提及。
对这篇文章的批判不是我的目的，正如文革中的梁效文章只不过是历史的笑话，洋洋千言万语，迄今还有谁读！我在此提及这篇文章，是因为它刚刚发表后没几天，为了筹备第11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我就来到了“达赖集团”的中心——达兰萨拉。在达兰萨拉期间，许多藏人朋友询问我对这篇文章的观感并由此引发了对一个重要议题——后达赖喇嘛时代的流亡藏人社区的存亡——的讨论。有的朋友提出，流亡藏人社区自2011年实行政教分离的民主制以后，内部观点分歧越来越明显，正在进行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西藏流亡政府总理）的选举中，不同路线的争论非常激烈，在达赖喇嘛健在的时候尚且如此，那么等达赖喇嘛圆寂了，那时藏人失去了精神上的凝聚力，藏人内部分歧会不会越闹越大，致使流亡藏人社区“崩盘”？有的朋友思虑：政教分离的民主制为分歧提供了彰显的舞台，分歧会不会因此扩大最终把流亡藏人社区引向分化瓦解？对这些问题，他们特别想听听我这个汉人的意见。
我的结论很清楚，后达赖喇嘛时代，藏人不会分化瓦解，藏人流亡社区不会“崩盘”，得出这个结论的最主要原因恰恰是流亡藏人社区的政教分离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和运行。
我先谈谈对流亡藏人社区政教分离的民主化的浅见。
2011年，藏人流亡政府举行了第一次政教分离的民主选举，洛桑森格当选达赖喇嘛政治退休后第一任藏人行政中央的司政，此后，达赖喇嘛仅以藏传佛教的领袖身份而为藏人提供精神指导。
我们知道，世界多数地区的民主变革，主要是在社会压力之下，政治领袖不得不接受民众呼声，被迫展开的，在东方专制传统深厚的背景之下，这一现象尤其明显。西藏地处雪域高原，中共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将其入藏前的西藏社会定性为农奴制，这一定性不被世人接受，正如达赖喇嘛所说：“虽然旧西藏社会是落后的，但是绝不像中国共产党所说的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绝对不是这样。在旧西藏社会中生长的人，如果你去看他们的脸，绝对是充满快乐的，笑瞇瞇的……中国的农奴制度，印度的农奴制度和西藏的农奴制度不一样，这里面的不同，西藏人之所以充满快乐，主要是由于宗教的因素。”不过，达赖喇嘛也承认：“没有一个藏人认为，旧西藏是完美无缺的，我个人认为，旧西藏是不符合潮流的、需要改革的一种落后的制度，这一点我是非常明确地认识到的。”
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是亚洲地区在西方民主文明影响之下，社会、政治、经济经历剧烈变动的时代，其主要的动力就是对人的尊严和人权普世价值的根本追求，其方向是从落后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社会制度向现代化和民主化转型。西方在二十世纪带给亚洲的思想影响，主要是自由主义和苏联式的共产主义，而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是反民主的。1951年的十七条协议，是专制共产主义借助强大的军事实力对西藏进行统治和民族压迫的开始。这种专制主义以极为暴虐的方式在藏区进行血腥土改，与人类追求自由的本性产生了强烈沖突，导致达赖喇嘛与中共的决裂，从而有了一个流亡境外的藏人社区的存在，迄今，这一社区的人数达到17万余人。
作为一个被迫流亡的社群，几十年时间里，流亡藏人虽然分布世界各处，但其凝聚力不仅不曾消散，反而成为无数生活在中共统治之下的藏人的精神寄托，流亡藏人在思想、教育以及国际支持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绩，达赖喇嘛本人不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宗教领袖之一，这是流亡中的奇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达赖喇嘛本人极为重视流亡藏人下一代的教育和发展问题，并以极大的热情推动年轻一代与西方民主社会的融合。我想，这是他在推动流亡藏人民主选举之前，就已经做出的一个意义深远的决定——除了藏人也不例外的人类对人权普世价值的根本需求以外，作为一个广泛接受西式民主教育的社群，其未来自我管理也必然将以民主方式进行，这是唯一选择。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达赖喇嘛几乎是处理传统与转型问题的二十世纪最有眼光和智慧的领袖人物。达赖喇嘛本人的权力和影响力并非得自民主选举，而是由藏传佛教的传统所赋予，但在这样一个人类历史大转型的时代，他用自己来自传统的权力，以及几十年流亡生活所形成的巨大影响力，开启了藏人历史上第一次的民主选举。这是藏人历史上的第一次，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至今所不能想像的。
研究历史我们会发现，政治从传统向民主转型是当今世界的趋势，却又往往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不是所有的民主努力都会一帆风顺，甚至在一些地区，民主转型所承受的代价还是相当沈重的。民主的呼声一般主要来自普通民众，而最高政治人物却很可能成为民主变革的阻力，当上层与普通民众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的时候，转型的代价极小而成功率极高。所以我不能不感叹，以达赖喇嘛的传统领导人的身份，却勇于推动社群的民主化实践，以达赖喇嘛宗教领袖的身份，却致力于藏人世俗社会的政治进步，这是其伟大人格和开阔视野的体现，也是藏人的极大幸运。
即使有达赖喇嘛的推动和培育，我知道流亡藏人的民主道路也不会是一片坦途，因为民主是一套崭新而复杂的体制，人们需要较长时间的学习才会真正接受和运用，不过，民主制度在经历二十世纪与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的比较中，已经证明瞭无远弗届的力量，民主对流亡藏人社区，是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选择，其力量和价值正在逐步显现。
现在让我回到达兰萨拉的藏人朋友年初与我讨论问题上来。
在任何社会，人们的观点都不可能是一致的，达赖喇嘛仍然健在的藏人流亡社区也不例外，上文说到，流亡藏人分居在民主国家，成长、生活在言论充分自由表达的政治环境里，不同的观点和路线之争，哪怕是与达赖喇嘛相左的主张都不可能被掩盖，这使得民主制度的建立成为必要。后达赖喇嘛时代，流亡藏人更去掉了一层冒犯尊者的顾虑，各种观点、各种主张都会更充分表达出来，路线之争将会更公开更激烈，那个时候，达赖喇嘛的精神凝聚力和政治权威在现实中已经不存在，指望另一个像达赖喇嘛这样的权威来融合大家是不现实的，因为正像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一样，“达赖喇嘛”也不是一天塑造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流亡藏人能够指望的就是一个可以公开、公平争论然后公正合理决策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在达赖喇嘛指导下，流亡藏人正在进行的一场紮实而伟大的实践——政教分离的民主制的建立和运行。
在民主制度下，不同意见的分歧可以坦放在阳光下进行讨论，每个人，每个群体的意见和利益具有合法的表达空间，这是社群凝聚的真正的基础，因为，这个制度不再只是让少数特权者的制度，而是所有具有表达权和投票权的成员的制度。后达赖喇嘛时代，唯有民主制度才是融合流亡藏人的内部分歧的权威方式，也是唯一可以替代达赖喇嘛而成为藏人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符号，没有她，达赖喇嘛的身后很有可能就是权威真空。达赖喇嘛高瞻远瞩，原本作为“专制”统治象征和最高权力握有者的他，充当了藏人民主之父的角色，并且在最初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还承担起了民主实践的看护人的角色，为他身后准备了藏人可以依赖的政治权威——民主制度。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个权威正在稳健地树立起来。
也许有人会争辩，民主制度使流亡藏人内部纷争成为可能，增大了后达赖喇嘛时代流亡藏人社区“崩盘”的可能性；由于藏人特殊的宗教传统，达赖喇嘛身后很容易出现宗教领袖而在政治上凝聚藏人，这样岂不是比民主制度更好。这个论点不可靠。诚然，藏人有特别的宗教传统，是一个註重宗教精神生活的民族，宗教具有超乎寻常的民族凝聚力，宗教领袖会起到重要的政治领导作用，然而宗教在任何地方都不是生活的全部，在当今世界，尤其是流亡藏人生活在各政教分离的民主国家，即使是流亡藏人社区，其政治世俗化也是不可逆转，这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因此，达赖喇嘛圆寂后宗教领袖在政治上的作用力势必趋弱。
即便是流亡藏人社区的世俗化速度很慢，后达赖喇嘛时代宗教领袖仍起到最重要的政治作用，从对流亡藏人在政治上凝聚一体的作用的角度上看，那种情况也比政教分离的民主制要差。假如，到那时没有一个宗教领袖可以定于一尊，宗教领袖之间的纷争将成为藏人政治分裂的原因，在这一点上西藏的历史上有许多殷鉴。假如，到那时某一宗教领袖在政治上独握大权，然而，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宽容各种意见、不断实施符合人性、符合普世价值、符合历史潮流的善举，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现实地讲，我们，包括藏人，不敢指望另外一个“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出现。假如没有民主制，很可能的状况是，本来就有不同意见不同主张的流亡藏人没有一个公开表达公正决策的机制，一家人连一个公平“吵架”的地方都没有、都不允许，那么具有强烈主张的群体在其主张得不到公正对待和有机融合的情况下肯定会分出去，那才是流亡藏人社区“崩盘”的危险所在。
藏人的苦难史和实实在在的民族危机感以及藏人特别宗教的传统塑造了藏民族超乎寻常的民族凝聚力，一般情况下，无论多么艰难、内部分歧多么严重，藏人都不会轻率散伙，再加上流亡藏人民主政府的政治权威，使得藏人相信内部的纷争可以通过民主的机制得到公正的解决，民主为藏民族提供了更加稳定可靠的民族凝聚力。因此，后达赖喇嘛时代流亡社区“崩盘”的预言一定会破产。
流亡藏人的民主还在成长中。民主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是一开始就能够完美地被所有社群熟练运用。2016年4月7日，两位司政候选人洛桑森格和边巴次仁共同召开的记者会上，两位候选人坦率地承认了达赖喇嘛对这次选举过程中，候选人及其支持者所属区域间出现偏袒护短的现象表示失望，并共同呼吁藏人团结一致。这展现了藏人民主实践的乐观前景：民主转型的起初，人们不太可能完美地实践民主，但在达赖喇嘛这样一位特殊的旧制度终结者和新制度接生者的作用下，流亡藏人可以更为团结地形成追求民主的凝聚力，呵护民主幼苗的最初成长。
民主是一种实践，也是一种训练，在达赖喇嘛和全体流亡藏人的共同努力下，流亡社群以崭新的方式从事政治活动，对于顽固拒绝民主变革的中共来说，这是与达赖喇嘛同样危险的“敌人”，当流亡藏人的民主制度逐渐成熟，即使达赖喇嘛将不可避免地辞世，民主也会成为包括中共统治下所有藏人的又一精神指引和凝聚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流亡的艰难生活中，晚年的达赖喇嘛以独特的身份，推动这一独特族群的民主化实践，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它不仅启发和影响中共统治下的藏人，也会启发中共统治下的其他民族。流亡藏人在推动民主实践的同时，应该以更大的力量向中共治下的藏人和其他民族的成员传播有关资讯，这会在中共治下的民众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台湾可以民主，流亡藏人可以民主，中共还有什么开历史倒车的“三个自信”呢？
因此，与“夏炎”的预测恰恰相反，只有十七万人的流亡藏人社区在民主化道路上不仅不会崩溃，还会产生的更大、更为清晰的政治影响力，“夏炎”也好，中共的其它禦用文人也好，尽管控制了中国境内的所有媒体并持续不断地对达赖喇嘛进行诽谤攻击，却连洛桑森格的名字都不敢提及，更不要说提及流亡藏人的民主选举，因为他们心里明白得很：达赖喇嘛不再只是藏民族和藏传佛教的代表，也成了藏人民主力量的代表。以其民主化的努力，传统的达赖喇嘛让民主开始成为藏人传统的一部分，这样的努力，对中共来说，形成了双重的威胁和冲击。
身为汉人，我为流亡藏人的民主之路充满敬佩和期待，藏人是先行者，也正因为是先行者，流亡藏人身上承载着更大的历史责任和历史的荣光。一点都不用在意那些禦用文人的廉价文字，最终崩溃的不会是流亡中书写新历史的藏人，而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中共专制统治——貌似强大的中共所面对的统治危机并不需要我的笔墨一一列举，事实上，他们自己最明白：麻烦是越来越多了，时刻都在担心崩盘的，恰恰就是他们。
（作者为公民力量创办人、著名中国政治活动家）
《公民议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