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素以敢言著称的杂志《炎黄春秋》，2016年7月12日被当局以“突然袭击” 的方式一举“端掉”。当局借该杂志社社长、总编辑杜导正老先生因妻子去世后，住进协和医院一事为由头，派广电总局的官员，裝出一副笑脸，好像是来“慰问”一样的，带着一些水果之类的东西，滿嘴仁义道德的漂亮话讲了一通，结果到了最后，便图穷匕见，露出了“黄鼠狼給鸡拜年”的嘴脸，拿出一份2007年的过时文件来。说“党内年纪大的官员要退下，不能在领导班子上”。与此同时，副社长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和总编辑徐庆亦全数被撤换。
接着，当局更言出“法”隨。7月15日炎黄春秋杂志社的上级管理部门—-中国艺术研究院便派官员强行进入该社，并窃取和修改了该社官方网站的密码，导致该刊丧失了基本的编辑出版条件。与此同时当局更派人强占了该社的办公室，财务室。而且这伙人还把他们的行李衣物也搬了进来，死皮赖脸就住下了。据杜导正称，该社财务独立核算，办刊以来，从来没有要国家一分钱。所以它根本不是机关，更不是官场，什么“年纪大的官员要退下，不能在领导班子上”的整人借口根本站不住脚。而该社的财务是独立的，有不少于800万的资产，一下子竟被这伙人強夺霸占。如此形同明火执杖，入室搶劫，既是对“依法治囯”，“ 法治社会”辛辣的讽刺。更与“土改” 中 的“没收地主财产”和文化大革命的打、砸、抢、抄到是何其相似乃尔！
所以在得知炎黄春秋杂志社，被这伙“不速之客”“接管” 霸占后，7月17日社长杜导正签发了停刊声明，宣布：《炎黄春秋》杂志社即日停刊。以后任何人以《炎黄春秋》名义发行的出版物与本社无关。从而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的无畏精神向世人表明，该刊不向独裁专制当局非法暴行屈服的态度。与此同时，受炎黄杂志社委托的律师莫少平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时也明确表示：虽然杂志停刊了，但是诉讼不会停止。莫少平说：“《炎黄春秋》杂志社停刊并不意味着他们本身放弃了通过司法程序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利” 双方必将对簿公堂。但此事至今官媒黙不作声。他们心里自然明白，这种对不“听话”的媒体如此施暴黒打，加以压制，是见不得人的事，所以只能悄无声息地进行黒打。
《炎黄春秋》杂志由资深老共产党人杜导正先生于1991年创办，杂志的主要内容是根据中共党史、军史、国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及当事人的回忆，提供历史真相，并对中共历史上的重大错误如“反右”、 1959年庐山会议、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进行反思；另外，对重大理论问题，例如中国的发展方向提出看法，力求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杂志长期以来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事件作出客观评价。因而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尤其在中国大陆的知识人群中，更是－本全由人们自费订阅的暢銷期刊。
但也正因为如此，便不可避免的会碰到一些当局急欲遮掩，最不愿让民众知道的“家丑”事儿， 因而常常触怒当局。按“理”说，如此犯当局“大忌” 的刊物。早已无生存的可能。但由于该刊的领导人，都是中共的老资格人物。他们的党龄甚至比胡温习李的工龄还长。所以江、胡兩朝都对该刊既恨又无奈。于是经过长期博弈，杂志社与官方达成“八不碰”协议，才得以在“夹缝”中求得一席生存之地。所谓“八不碰”就是不能刊登涉及和主张这八个方面内容的文章，即：不能提军队国家化、三权分立、六四、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多党制、法轮功、民族宗教问题、以及刘晓波。在艺研院提供的协议版本中，第八点“不碰”改为不能碰宪政。但杂志仍然在历史题材上开拓出广阔的空间。由此惹得当局又痛又痒，羞恼成怒。于是当局经常指责该刊“某些文章违背重大选题备案方法，碰触底线”。杂志每期刊登20篇文章，经常被指出三四篇，甚至七八篇“违规”。 双方就在这样磕磕碰碰“貓鼠遊戏”的博弈中走过了二十多年。
中共十八大后，有目共睹的是，政治风向急剧向毛年代倒退，对言论自由空间的打压日甚－日。左毒逞兇甚至祸及港台。像《炎黄春秋》这样的“另类”， 自然更令当局痛感如芒刺在背。所以此次的突然袭击，一举“端掉” 该刊。明显出于最高层的决策与授意。但可笑的是，某些惯于歌颂“明君” 的“救党派” 先生们，又极力为“明君”讳丑，而硬将“屎盆子” 扣在某常委的头上。称此乃该常委故意要抹黒“明君” 而如此胡来。所以“明君” 仍然“伟光正”，坏的只是该常委。这种话和当年所谓的“刘少奇背着毛主席推行修正主义路綫”，“ 林彪背着毛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 实则是一种思路。这个《炎黄春秋》，江、胡都“礙难处理”，若无“明君”的最高决策是根本不可能如此痛下杀手的。
笔者－贯认为，中国今日的一党独裁，毫无民主空气，没有新闻与言论自由，决不是哪个官员，哪个领导个人的问题。而是这个极权专制的体制造成的。这个体制不改，換－百个中宣部长同样如此；这个体制不改，也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明君” 存在。 共产极权专制，不同于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在威权统治之下，民主是个多与少的问题。也就是说，新闻、言论、结社、集会、组党等民主自由还多少有－些。而在极权专制下，民主是个有与无的问题。即根本没有可供新闻、言论（更不要说组党、集会、集社）等民主自由存在的空间。这－切都要被极权专制当局扼杀在“萌芽狀态中。《炎黄春秋》由于前文提到的种种历史与现实的特殊原因，它已是个特殊又特殊的例外。而且只此－家，只此－次。决不可能再复制，再“克隆” 了。而且就是这样的特殊“幸运儿” 也难逃“不得善终”而夭折的命运。
反观被中共当年骂得一无是处，被称为“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的国民党政府，在国共兩党争夺江山打得你死我活的1946年的內战战争年代。中国著名报人储安平先生，竟能顺利地在当时的上海办起了－个名叫《观察》的时政评论性刊物。国民党政府不但没有给《观察》设定什么“八不碰”、“ 七不讲” 的清规戒律，而是由着储安平大谈诸如民主宪政，軍队国家化、三权分立等“高度敏感” 的话题。而且当时《观察》上的一些作者，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例如吴晗先生），他们借針砭时弊之名，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无限上纲，极尽挖苦攻击之能事，说他们“煽动颠覆” 半点也不冤枉。这样－直由他们闹腾到1948年底。由于囯軍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囸民政府根据当时的“战时戡乱条例”才将《观察》查封了。储安平对此则回以破口大骂。称国民党“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如此“猖狂”， 竟未被定为“寻衅滋事”， 全身而退，毫髮无损。俨然：壯哉，－世之雄也！
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已归顺中共的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在统战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由于使用了“党天下” 三字，便成滔天“大罪”，被斗被批，人尽皆知，不多说了。在1957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储安平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昔日英雄，受尽侮辱，斯文扫地，仍未能幸免。“文革” 中被整得最后生死成谜，不知所终。这就是威权统治与极权专制的天壤之别。
对比《观察》与《炎黄春秋》的遭遇，事实雄辩地证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的民主、自由与人权，不但没有丁点进步，而且还在不断倒退。不但不如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中国。甚至不如“三个代表”、“ 和谐社会”时期那－点极其有限的宽容。而在向毛左年代大踏步的倒退。中囯社会的民主转型，沉浸在看不到尽头的雾霾之中。这是人们必须正视的严酷现实！
2016年7月20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