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藏

滕彪律师在《自我审查的自我安慰》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际NGO对中国的温柔政策只是西方国家对独裁中国的绥靖政策的一个延伸而已。自我审查要么出于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误解，要么出于短视和自私的利益计算。」

「自我审查带来的些许的负罪感，有一个最大的安慰剂：「但是，我们换得了推动中国法治和人权的空间啊。」」

「于是几乎所有的项目、资源都跑到了中国政府部门、官办NGO（GONGO，我把它译成「甘狗」──甘作政府的走狗）和官方学者那里。这真是荒谬的事情──支持法治、人权的资源，竟然大部分都流到了破坏人权的机构和人手里：法院、检察院、公安局、人权研究所、律师协会、妇联、残联、记者协会、官方工会、御用学者。中华全国律师协会（ACLA）？他们不是代表中国全部律师么？这不是ABA的对口部门么？不找他们还能找谁？ ──但是，这想法完完全全错了！全国律师协会和各级律师协会从来都不代表中国律师，他们收钱、年检、腐败，甘当政法委和司法部司法局的走狗和帮凶。我的书中有一部分讲述人权律师努力推动北京市律师协会的民主选举，却遭律协阻挠和报复。律协积极主动地帮助政府吊销了我和其他不少人权律师的律师证，他们积极地制定政策，限制律师代理敏感案件。律师协会从来都是政府限制和迫害人权律师的马前卒，或许对头脑单纯的西方人来说，配合统治者迫害人权律师的律师协会、打压记者的记者协会、不为工人说话的工会、压制言论自由的作家协会、贬低人权的人权研究会、压制学术自由的大学──这些玩意儿太难理解了。支持这些「甘狗」，比什么都不做还要坏。 」

滕彪律师在海外出书遭遇「审查」的遭遇，大陆沦陷区区民不仅可因此思考绥靖主义之毒害，还可以此检视大陆怪现状：无数人在自我审查以此换取政府施舍的空间并以此为自慰自欺和欺人混世的迷幻剂——尤其那些以伪知识理性去精巧算计鸡贼贬低「抗争勇气」的道貌岸然披着羊皮的「文化人妖」。

我们应该明白：极权主义，不止是「地域性灾难」，而绝对是一种全球性灾难。发展并扩张，这是极权主义的本性使然。一厢情愿期待极权改良并为一种子虚乌有的「改革」背书、唱高调，不过是一种违背历史真相、现实现状和理论常识的蒙骗和自我消解。

无论海外海内，自我审查的一大遮盖不了的红屁股就是：会对历史提出批评或反思，而不会对当今剧烈社会危机的祸首表示反对，不追问制度，只发挥「素质启蒙和批判」，多有转移问题本质和粉饰当局之举。此种审查的恶果，就是：对自己，臃肿了肥肉疏松了骨质；对政府，助纣放纵了其行恶；对社会，温水煮青蛙。

当然，我也免不了在「自我审查」，此种批判，也在批判我自己。这是一种普遍性的悲哀现状。但我在争取一种往上升一点的底线：不转移问题本质，不嫁祸民间，不粉饰机器，绝不贬斥抗争言行。宁可啥也不说，也不舔菊。宁可无所事事玩世不恭，也不添油加醋变相支持极权。

一个真相是：「啥也不说」、「无所事事」、「玩世不恭」——不管承不承认，本质上也是一种恶，也是对极权的支持。这就是悲哀深处的悲哀。不进则退，不反则被同化，不由人的「浪漫解说」为转移。至少，我们可以尽量争取使自己少做一点恶。

制度是审查之母，而极权主义则是恶制之父。只有不断尽力摆脱「审查漩涡」，我们的思想才能贴近真诚，才有自由延展并干预历史进程的可能。而只有从极权主义而非「威权」的真实视野审视当今的文革现状，而不是仅限于中共意识形态中的毛氏文革和邓氏文革的对比阐释，才能为中国百年苦难尤其是49后的苦难明晰符合真相的罪责讨论，也才能在巨大危机中清醒思想和现实的出路。

诚如艺术家高氏兄弟所言：「只从老毛式文革会不会发生来看问题太简单，需要跳出「文革反思」思维看中国。因为问题的本质不是文革，而是极权。文革只是极权阶段性的特殊方式。而文革恐惧症其实从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体制制造后被改良派公知放大的一种有利极权维稳的社会症候。文革后数十年来，知识界本应从文革反思走向极权反思，结果却在体制改革维稳策略的牵引下，无限放大文革恐惧，以文革反思替代了极权反思，误入改革/良陷阱。最终是反思无果，改良无望，改革终现强化极权之本相。因此我认为只从老毛式文革会不会重来看问题太简单，反极权者需要首先从思想上确立一种必要的民间主体性，跳出体制话语系统看问题，对既定的「文革反思」思维方式进行必要而彻底的反思，从而走出49极权之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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