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天津市委代书记、市长黄兴国被查，舆论感慨他代理书记620天，打破省级行政首长代理书记的历史记录，称之为「超长代理书记」。其实黄兴国的心中之苦不是当了「超长代理」，而是以戴罪之身荣膺重任，在中纪委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苦熬日子，甘苦自知。
天津市委代书记位高权重，中央长期让天津市长暂代着，除了掌握这种人事权的高层外，大家自然是不知就里。但黄兴国肯定是心明如镜，对于自己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仕途，他不是糊涂人。超长代理书记，创造代理书记的历史记录，按照俗话就是「悬着的石头不落地」，自然叫黄兴国心弦紧绷。以620天之久，黄兴国能够坚持下来，多少说明他的心理素质可圈可点。
但与其说黄兴国心理素质好，还不如说，是他这类人也够不要脸的。他明知道自己是一个严重违纪者，甚至涉嫌犯罪，是一个戴罪之身，但他仍能每天拍板大事，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而且还要隔三岔五地对着党员干部宣扬党的宗旨理念，宣讲党的纪律规矩，痛斥奸邪腐朽。但在他履行公职的时候，他是如何考虑自己的进退荣辱的呢？干部也是人，即使是他们聚精会神于党和政府的工作之时，他们也不可能不为自己的前途命运作打算，特别是在他们情知不妙的时候。
像黄兴国这样的高级干部，在党内不算少数。用大家私下里的说法讲，「谁的屁股头是干净的」？按照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的公开论断，截止习近平担任总书记时，中国超过九成的领导干部都或多或少存在腐败问题。也就是说，那些高坐主席台上反腐倡廉的官员，其实自己就是名副其实的腐败分子。也就是说，内地的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戴罪之身。
让腐败分子戴罪当官，自然有其不得已的地方。简单而言，因为制度性腐败，普天之下已经没有干净的官员了。反正官要人当，局面要有人来维持。戴罪当官的人，上级抓着他的把柄，驾驭起来有四两拨千斤的感觉。
辽宁省原省长张国光，2000年底至2002年曾短暂担任湖北省代省长、省长，但不久即因早年的腐败问题落马并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原来，中央安排他到湖北去，就是调虎离山、方便查处之计。据湖北省政府人士讲，张国光到湖北时已情知不妙，所以时时处处表现得很低调，待人很和气，工作也勤勤恳恳，似乎是 在等待末日审判的到来。
还有令计划，中共中央免去其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的时候，就知道这位大员严重违纪了，却仍然保留其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并新任命他担当中央统战部长，后来还当选全国政协副副主席。这似乎有力地证明了，官员即使有罪，也是可以把管党治国的重任委托给他的，党不仅相信他的能力，也断定他足够诚实可靠。
不要光说戴罪当官是现如今领导干部无耻，其实戴罪当官在中共是一项悠久传统。毛泽东时代，党内告密成风，毛泽东掌握着很多中共大员的「黑材料」，只是锁在保险柜里，引而不发。那些大员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以戴罪立功的心态，自然是甘效犬马之劳。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时，对高官的举报如雪片一般，但由政治局拍板调查的十不一二，结果自然是戴罪之官盈朝。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就是由罪人推动和维系的，在谋发展促稳定方面，有罪无罪的官员所发挥的作用似乎没有本质不同。
中国不乏赞贪官、斥清官的某种政治史传统。乾隆皇帝主张用污水养鱼，以捞钱系糜官员办事。 《老残游记》议论说，清官不爱钱，反而容易自以为是、刚愎自用、荼毒中国，这才是中国的总病根。至于我们党是怎么看的，那就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个性、偏好与理念了，其间不同也很难说有何高下之分。譬如有的领导人心里容得下戴罪官员，有的领导人爱捉贪官，但中国的贪官是捉得干净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