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的旺角警民冲突发生后,梁振英政府一味将责任推在示威者身上,中共甚至视之为激进分离势力的暴乱。可以预料梁振英政府的认受性危机,加上当权几年间制造的矛盾及死不认错的态度,终会引发不可收拾的激烈抗争。
政权出现认受性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民不聊生,无法改善人民困苦的生活;二、政府不能代表甚至出卖在地人民利益。政治学家Ian Scott指出,从香港开埠到80年代末,港英政府出现过4次认受性危机,其中,第3次认受性危机发生在六六、六七暴动期间,第4次认受性危机发生在中英谈判及前过渡期的政治争拗。六七暴动,可说明第一个因素,因为当时香港人生活困苦,政府竟同时增大多项税收及征费。而中英谈判可展示第二个因素,当时的港英政府得不到香港人支持,因为其在谈判期间,多次让步,未能代表香港人的利益。
梁振英政府比港英政府更不堪,同时具备两个因素,3年多的施政不但没有改善民生,更令香港人见尽其出卖香港人的利益,令香港由生活到政治层面全面步向大陆化,例如将简体字教学引入小学、不顾民意强行任命李国章做港大校委会主席,令香港人感到原本居住的环境变得陌生。
更甚的是,本来一国两制的订立是为了保护香港人的利益,并以《基本法》表现出来,但梁振英政府连《基本法》也无法捍卫。近年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共粗暴诠释《基本法》,强行推翻对香港的民主承诺,以及近日李波等人竟然在香港被大陆公安掳劫到大陆受审,梁振英政府完全无法保卫香港人安全,要求中共交回李波等人。所有荒谬的事情,都构成梁振英政府的认受性危机。
其实,任何政府都可能出现认受性危机,问题在于如何化解危机。当年港英政府回应认受性危机的方法,不外乎两种。首先,政府会扩大其行政体系对各方人员的吸纳,尽可能把反对者纳入行政体系,令反对者成为建制的一部份,使其不再着力挑战政府。另外,港英政府亦会尝试改善反对者的生活状况,让反对者得到物质上的回报,减少他们对政府的不满。
斗争管治将致社会失控
然而,年初一的旺角激烈冲突发生后,观乎梁振英政府,丝毫没有打算检讨一贯以来的强硬路线,一意孤行地将责任推卸在示威者身上,并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自以为可以透过不断挑起社会矛盾,就能继续管治下去,殊不知这种斗争思维引起的每一个矛盾,都可能成为日后大型激烈抗争的导火线。
如此下去,梁振英政府的认受性只会越来越低,香港人(尤其年轻一代)视梁振英政府为外来政权的论述,很可能不久后将成主流。梁振英及中共的官员一直将本土意识打成分离主义,但本土意识越打压越高涨,这时不如反问自己:若然香港没有外来政权,本土意识又怎会成为分离主义?如果梁振英政府代表香港人的利益,反映香港人意愿的本土意识又怎会被政权视之为分离主义?
若然梁振英不放弃强硬路线,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冲突中,仍是透过警方强行清场,终会导致示威者伤亡。一旦警方开枪镇压示威,必定会出现梁振英政府无法控制的乱局,而梁振英政府平日制造的矛盾也会同时爆发,令香港社会失控,终会自食其果。中共一直所谓的人心回归,就永不可能实现。
现时唯一解决香港困局的方法就是全面民主化,尤其要加速立法会全面普选,让各个政治力量可通过议会制度代表各方利益,解决纷争。
哲学家Karl Popper提醒所有人类:民主是唯一可以避免以暴力方式、令政权和平转移的政治体制。历史亦告诉我们,没有民主制度,革命终会发生。
来源: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