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动能衰退，经济减速甚至硬着陆，早就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导致债务高涨，建立在人口红利基础上的出口产业竞争优势不再，大量的国有企业堆积无效产能日益变成僵尸企业……这些理由也已经耳熟能详。

甚至，国内国际经济学家和著名机构所开出的药方，也都是一样的：如加大国有企业改革或破产的力度、提供有利于创新的法治坏境以实现产业的升级、不应再多度依赖基础建设和房地产投资，等等。

然而，所有这些建议，真可谓耳朵里都听出老茧来了，远的不说，2008年下半年，因西方金融危机影响，大陆外贸产业也受到冲击，此时，各路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问题，所提出的办法，不还是这些吗？结果却是以「四万亿」为代表的更加凶猛的基础建设投资，由于基础建设投资所对应的部门都几乎都是国企主导，这又继续带动着国有企业野蛮生长，于是，出现的却是与上述建议截然相反的进程。

而自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所谓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建议，包括吴敬琏等人所倡导的进一步改革「过大关」，其实也不出上述范围，同样的，出现的却是「国进民退」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迅速膨胀等相反的进程，大陆当局不可能听不懂国际国内经济学家在说什么，很显然，之所以采取选择这样的应对，有超越于经济学逻辑的其他原因。

从理论上来讲，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将会带来更大的经济增量，应该也有利于当局，这是吴敬琏等改革派反覆声言的道理，但是，对于执政者而言，做大经济蛋糕本身并不是目的，从一开始，做大经济蛋糕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持执政地位：

在1970年代末期，引入商品经济，是为了摆脱前30年计划体制带来的普遍匮乏，缩短与发达国家和周边新兴发展国家越来越大的差距，而在1990年代初期，推进市场化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苏联和东欧巨变的刺激：

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的失败，不仅导致了民众对于现行体制的普遍不满，也导致了体制内人员的离心倾向，「竟无一人是男儿」，以致一夕巨变。通过市场化做大蛋糕，不仅可以普遍的减少饥饿、贫困，产生新兴社会阶层，更可以改善体制内成员福利，增强其效忠和服从，也可以扩大体制覆盖范围，强化政权基础。

通过30多年的持续演变，大陆不仅出现了一个具有相当市场化成分的经济体系，也出现了一个系统性地攫取和占有市场化成果的分配体系，通过财政税收体系、金融体系、国有企业体系，以及教科文卫事业体系，体制不仅保留了对于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支配型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地位如今可以通过系统性的攫取喝输送，将市场化成果变现并量化分配给予体制成员。

如所谓的教育、医疗市场化，以及媒体的市场化，都既保留了体制的支配型地位，同时又通过垄断设置，将市场化所产生的成果，系统地输送给予了上述部门及其成员。至于垄断国有企业的利益攫取，就更加显而易见，而无需赘言。

通过市场化进程，也通过既有利益体系的完形，体制不仅摆脱了传统计划体制的经济停滞，也获得了体制成员的普遍效忠和服从。从经典政治学的理论，新兴中产阶级对于自由化大多持有更加亲和的立场，然而，多次调查均发现，大陆新兴中产阶级却有着远为保守和亲体制的立场，这与大陆新兴中产的大部分均属于这一既有利益体系是分不开的，根据一些调查，在大城市中，自认为中产的人士中，有超过60%属于体制内，而在中小城市中，这一比例当然更高。

可以说，维持既有专政体制，同时容忍市场化，已成为当下体制的核心，而支撑并维持这一体系运转的，不是别的，正是这一既有的利益分配体系。

也因此，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也要服从上述逻辑。如果既能够做大蛋糕，同时又不危及既有的利益分配体系，体制当然并不会反对，但是，如果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固然可以做大蛋糕，但却要付出损害乃至破坏这一既有利益分配体系的代价，对于体制而言，就不是一件容易接受的事情，如进一步的国有企业改革，将损害体制对于经济的控制能力，同时损害国有企业体制成员的个人利益，因此，体制更愿意采用混合所有制的方式，在维持国有企业优势的前提下，引入市场因素。

同样的逻辑还可以用在土地流转、知识产权、言论表达等诸多领域，可以说，任何危及到这一既有利益体系的进一步改革举措，实际上早就被排除出了考虑范围之内，国际国内经济学家们的建议，只能是泥牛入海。

长期以来，大陆流传着一个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说法，对于政治改革，许多人早就喊出了「改革已死」的口号，而基于上述分析，实际上大陆的经济改革，也早就已经死了，这是近二十年来国际国内经济学家的建议屡屡换来相反进程的根本原因，对于这些经济学家而言，或许需要对他们大喝一声：笨蛋，这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