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2016年9月22日讯)
新家网络还没有安装上,凌晨时分,坐车到柏林动物园附近的麦当劳上网,等待夏霖的判决结果。在来时的公车上设想了各种可能性,但绝没有想过他被重判12年,超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刑期。
在现场声援的友人发来“12年”时,我先是怔在那里,然后就在无数人面前无法抑止的哭了,邻座的人不知所措。我在异乡的夜里,再一次为失去自由的友人痛哭。记得刘贤斌被重判时,我在某媒体做记者,和我一起值夜班的同事批评我情感用事,我对他怒吼:我首先是人,然后才是记者。然后红着眼睛恢复到记者角色,报道中已不见情绪的痕迹。
今天亦如是,我首先是夏霖的朋友,他的同道。然后再去完成报道:采访丁锡奎律师,采访前往法院声援的崔英杰的表哥……,崔英杰的表哥说:他救了了我们一条命,他为弱者发声,不畏强权,一直代理敏感案件,肯定得罪了“一些人”,所以这是他今天被判决的原因。
崔英杰案时,夏霖正被另位的朋友带向我们这些早已跑偏人生轨道的人,这个群体大多是八九一代,比如天安门纪录片中的大辫子姑娘梁晓燕,1989年发起北大公民演讲社的西西弗书屋创办人薛野,当时的政法大学诗人王俊秀,还有莫之许……。我不是他们那一代人,是一个亦步亦趋的跟随者。
夏霖总是说,当年他在贵州做成功的商业律师,偶尔有一天,看到作家余世存的一篇文章《八九一代是丑陋的》,他血液里关于青春,理想的一些种子突然活了,1989年5月,19岁的他和同学们也曾在重庆市政府门前静坐,然后遭遇军警清场……天安门前的子弹和坦克封住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口,心思,盼望。
他的心中肯定也有过放弃的念头,我不问这些,只听他讲如何金盆洗手,如何被余世存的文章震动,如何从贵州来到北京,无法回避政治,不仅是因为他来到了政治中心。但他说:将政治问题法律化。于是他在我们16人群体中扮演着冷静理性的角色,与同是八九一代的薛野宏大的构想思维不同,与余世存对“仿生清流中的梦想者”不停追问不同,他负责将我们的社会理想骨架,用他的法律知识一点点添上真实的可触摸的血肉。
2006年,崔英杰不堪忍受城管多次暴力执法和欺凌,在反抗时失手打死一名城管,城管作为权力的一种打手的存在,打死一只城管就象打到了权力的看家狗,权力绝不肯饶过崔英杰,夏霖为崔英杰免费代理。12月时的一审之前,他告诉我们要看法院直播(当年作为有影响力的案件,法院对该案进行直播,比现今时代似乎还信息透明很多,虽然直播中删除了很多党不喜欢的内容),夏霖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从事一份卑微的工作……无论这个社会怎样伤害他,始终善良纯朴,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时,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 那一刻我和另外的朋友的心柔软了,不知道法官的心会不会柔软,在这份知名的辩词背后,夏霖没有强调城管的合法性问题,尽管强调这点可能会为他带来巨大声誉,他在法律中融入人性,他赢了,崔英杰捡回一条命。
记得当时庭审之后,他说法院很有心计,等到很晚才开庭,法官是吃饱了午饭才上庭,可他却是饥肠轆轆上了法庭。待到走出法院后我们电话问他,他说感觉崔英杰应该不会判死。然后他驱车找了一家饭店,据说自带了茅台酒(他曾为该上市公司做法律顾问,存着好多货真价实的茅台酒),兴奋之下小酌几杯,哪能想到警察一直暗中窥探,他酒驾被抓个正着。 这也给了他最初的警示,当个代理敏感案件的律师,你就进入了政府的视线。
后来他一发不可收拾,邓玉娇案,谭作人案,艾未未税案,他的头发越来越稀疏,代理的敏感案件却越来越多。可他始终不愿意被称作“维权律师”,甚至我流亡到德国在某媒体工作时,就一些公共事件采访他,他也很逃避,还说我最弱小,却走得太远了,把他们远远甩在祖国。我曾埋怨过他是不是妥协了,他告诉我,如果想多做点什么,就得少说话。但是“袍哥绝不拉稀摆带”,他模仿四川话说。我记住这句话,在艾未未税案时,我打电话给他,他还是这句话。
那位用一篇文章让他转型的作家余世存,不知道会不会在新的《中国男》中加入夏霖的名字,余世存曾向我提问:“如果天不变道亦不变,如果五十年不变,诸君将何以自处?再问一句,将何以待人?”
难道这个提问要用我们的流亡,我们的牢狱生涯作为回答?
来源: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