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2016年9月22日讯）

新家网络还没有安装上，凌晨时分，坐车到柏林动物园附近的麦当劳上网，等待夏霖的判决结果。在来时的公车上设想了各种可能性，但绝没有想过他被重判12年，超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刑期。

在现场声援的友人发来“12年”时，我先是怔在那里，然后就在无数人面前无法抑止的哭了，邻座的人不知所措。我在异乡的夜里，再一次为失去自由的友人痛哭。记得刘贤斌被重判时，我在某媒体做记者，和我一起值夜班的同事批评我情感用事，我对他怒吼：我首先是人，然后才是记者。然后红着眼睛恢复到记者角色，报道中已不见情绪的痕迹。

今天亦如是，我首先是夏霖的朋友，他的同道。然后再去完成报道：采访丁锡奎律师，采访前往法院声援的崔英杰的表哥……，崔英杰的表哥说：他救了了我们一条命，他为弱者发声，不畏强权，一直代理敏感案件，肯定得罪了“一些人”，所以这是他今天被判决的原因。

崔英杰案时，夏霖正被另位的朋友带向我们这些早已跑偏人生轨道的人，这个群体大多是八九一代，比如天安门纪录片中的大辫子姑娘梁晓燕，1989年发起北大公民演讲社的西西弗书屋创办人薛野，当时的政法大学诗人王俊秀，还有莫之许……。我不是他们那一代人，是一个亦步亦趋的跟随者。

夏霖总是说，当年他在贵州做成功的商业律师，偶尔有一天，看到作家余世存的一篇文章《八九一代是丑陋的》，他血液里关于青春，理想的一些种子突然活了，1989年5月，19岁的他和同学们也曾在重庆市政府门前静坐，然后遭遇军警清场……天安门前的子弹和坦克封住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口，心思，盼望。

他的心中肯定也有过放弃的念头，我不问这些，只听他讲如何金盆洗手，如何被余世存的文章震动，如何从贵州来到北京，无法回避政治，不仅是因为他来到了政治中心。但他说：将政治问题法律化。于是他在我们16人群体中扮演着冷静理性的角色，与同是八九一代的薛野宏大的构想思维不同，与余世存对“仿生清流中的梦想者”不停追问不同，他负责将我们的社会理想骨架，用他的法律知识一点点添上真实的可触摸的血肉。

2006年，崔英杰不堪忍受城管多次暴力执法和欺凌，在反抗时失手打死一名城管，城管作为权力的一种打手的存在，打死一只城管就象打到了权力的看家狗，权力绝不肯饶过崔英杰，夏霖为崔英杰免费代理。12月时的一审之前，他告诉我们要看法院直播（当年作为有影响力的案件，法院对该案进行直播，比现今时代似乎还信息透明很多，虽然直播中删除了很多党不喜欢的内容），夏霖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从事一份卑微的工作……无论这个社会怎样伤害他，始终善良纯朴，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时，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 那一刻我和另外的朋友的心柔软了，不知道法官的心会不会柔软，在这份知名的辩词背后，夏霖没有强调城管的合法性问题，尽管强调这点可能会为他带来巨大声誉，他在法律中融入人性，他赢了，崔英杰捡回一条命。

记得当时庭审之后，他说法院很有心计，等到很晚才开庭，法官是吃饱了午饭才上庭，可他却是饥肠轆轆上了法庭。待到走出法院后我们电话问他，他说感觉崔英杰应该不会判死。然后他驱车找了一家饭店，据说自带了茅台酒（他曾为该上市公司做法律顾问，存着好多货真价实的茅台酒），兴奋之下小酌几杯，哪能想到警察一直暗中窥探，他酒驾被抓个正着。 这也给了他最初的警示，当个代理敏感案件的律师，你就进入了政府的视线。

后来他一发不可收拾，邓玉娇案，谭作人案，艾未未税案，他的头发越来越稀疏，代理的敏感案件却越来越多。可他始终不愿意被称作“维权律师”，甚至我流亡到德国在某媒体工作时，就一些公共事件采访他，他也很逃避，还说我最弱小，却走得太远了，把他们远远甩在祖国。我曾埋怨过他是不是妥协了，他告诉我，如果想多做点什么，就得少说话。但是“袍哥绝不拉稀摆带”，他模仿四川话说。我记住这句话，在艾未未税案时，我打电话给他，他还是这句话。

那位用一篇文章让他转型的作家余世存，不知道会不会在新的《中国男》中加入夏霖的名字，余世存曾向我提问：“如果天不变道亦不变，如果五十年不变，诸君将何以自处？再问一句，将何以待人？”

难道这个提问要用我们的流亡，我们的牢狱生涯作为回答？

来源：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