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 知名宪政学者
维权是维权运动之母。维权运动不外乎底层维权浮出水面之冰山一角。
台湾有媒体在双十节报导说，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爆发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的开端，旨在推翻清朝统治。事隔105年，百余名湖北访民在辛亥革命武装起义纪念馆纪念双十节，并要求当局解决访民问题、响应访民的需求。
媒体报导的是访民，而他们自己在微博微信上的披露身份是武汉民主人士。说明民国认同和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有助于身份提升，从访民提升到民主人士，不仅仅是提升到维权人士，抹去访民身份的体制暧昧性。这种现象，与在上次520重庆祝贺蔡英文就任总统时一样。在民国的世界里，中共的要素就会得以净化。
访民穿上民国战衣的，最知名的是北京李焕君身穿民国T恤（还是我送给她的）怒拦习近平纽约车队。武汉的王芳曾身穿民国衫在武汉辛亥革命首义红楼举牌，被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其微博取名「民国当归」。还有湖北黄石尹旭安和苏州王明贤也公开穿过民国T恤。这三人如今都在中共的监狱里。
除了民国之外，其他的社会运动一抓一打，就没机会爬起来。就成了往事。民国的没成批被打过。
我的民国当归立场，隐含着一个策略，就是「出口转内销」。共党不是一直不把民间作为谈判博弈主体，这个在零八宪章事件中特别清楚，所以我们得在现有基础上改变，转移民间对共党的关注和纠缠关系，乾坤大腾挪民国台湾，这股力量在民国台湾会得到重视，因为中共重视台湾，因此民间与台湾的潜在合作关系，就会反过来逼迫中共面对民间，当作博弈的主体之一，至少分量重起来。天天盯着共党，做共党的反对派，或推动改革，连毛线都不是。
访民维权溢出体制，是合法性危机的体现和掘墓人现象。早在十几年前，于建嵘研究了访民从地方到中央对体制信赖的「远香近臭」规律，访民来北京之前，对地方极度不信任，来北京寻找最后的青天大老爷，来了之后希望就破灭。
中央政府是体制救济的最高也是最后渠道。当对中央政府的救济期待破碎之后，访民维权就开始走向国际，回归社会。例如就兴起到美国大使馆上访，乃至后来延续到今天的到联合国上访。我在2005年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叫《到银河系去上访》。在文章中，我碰到的一个问题是，把冤情公开于社会，诉诸于社会中人与人的公开性，有什么力量。其实到美国大使馆去上访，也等于诉诸于社会力量，因为美国并不是中共体制的上司。这就是访民维权溢出体制，诉诸于社会。
我一直观察诉诸于社会的力量，有什么的作用。就我的观察结论而言，当访民维权诉诸于社会，就有着对体制绝望的判断，虽然从总体上，他们是一边绝望，一边希望继续上访。上访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且相互抱团取暖，当社会对访民维权有足够同情时，访民与我提出的维权标签结合了，维权成为他们共享的标签和共同的情感纽带，而且为他们进一步上升和身份建构提供了台阶。
在2003年之后，中共体制之下的媒体会零星出现对访民维权的报导，从负面的钉子户变为英雄的维权人士，社会地位大大上升。而且维稳体制在2005年成型之后，访民似乎已经超越上访机制之体制约束，上访成为其展现身份的工具和手段，也就是进入受难被抓，耗费维稳资源的维权战士模式。剩下的问题不再是访民维权走不走体制路线，而是访民维权的溢出效应，或者其公共剩余价值，到底归于哪一方，是改良，还是反维稳的革命。也就是指向了未来，有了政治性。记得前几年郑州市有个报告，说访民维权不再是为了自己利益，而有了总体方向。 709专案之打击，也是访民维权与维权律师结合之后达到高位之迎风一斩。
十多年维权运动早期，我接触过几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访民维权领袖，其中大部分是在三味书屋的关天茶社北京网友沙龙半月谈见到的。一个是黑龙江的牛玉春老人，还曾在北京东北郊的温泉村与之一同居住过几个月。牛玉春是访民中的大能人活动家，自己创办了一个三春大地研究院，频频接受美国之音等的采访，出名度比较高，也是重点被维稳人士。在与其交谈中，访民维权之复杂和合法性追求之暧昧性，以及对国家民族和民主之担当之心，有颇深感触。也就是说，我得出的结论，今天访民维权所有可能的变化，其实一开始就有，只不过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展现，逐渐朝民主运动变化。在我看来，只是变化拖沓了一些。
从那时候到今天，我只考虑访民维权之公共剩余价值问题。 2005年，我和东北访民领袖刘杰和王大姐在北大校园见面，刘杰等已经判定体制不改，他们的问题无从解决，刘杰还说了一个访民旅游团的游行示威模式。她说不是不让街头游行示威嘛，我搞访民旅游团，扛个旗帜上街旅游总是可以吧。我给她们提了一个访民陪审法庭的建议，就是我找法学专家做主审法官，访民领袖组成陪审团，做出访民冤案的道义法庭判决，然后诉诸于社会，呼吁社会关注，不需要中共的体制救济，自己当法官。反正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们的道义法庭判决有道义性，没有强制性，等中国民主化按照判决执行翻案。这里隐含着我后来提出民间主体性。
维权是维权运动之母。维权运动不外乎底层维权浮出水面之冰山一角。一杯啤酒，啤酒泡沫是不能喝的，而底下的才是啤酒。至少在早期，维权运动的经验和探索，都来自已经发生的民众抗争。就像刘杰说的访民旅游团，游行的示威效果是一样的，但有了政治想像力和创造更新替代，从而有了游击战精神。从民间主体性的设想，到访民维权搭上民国车，我是受2008年汶川地震后，受害的儿童父母到台北总统府去上访的启发，开始设想民国要素进入上访维权的可能性，并且找人不断推销，但效果一直很差。
来源：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