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协平:红二代的父辈还做了两件事

發佈時間 : 2016-11-3 22:26:48

据说下面这段话是袁腾飞先生讲的:红二代的父辈们一生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把别人的合法财产收归自己和追随者;第二件事,把追随者分到的财产收归集体;第三件事,变着法子把集体的财产归自己。对中华民族没有一点贡献。
是袁先生讲的也罢,不是也罢,只要对俄国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幽灵来到中国的历史稍做梳理,哪怕是红二代,嘴上不说,心里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我要说的是,除了这三件事,红二代的父辈们还干了两件事:一是最大限度地拉低全民的智商(理性),把人变得无知,二是最大限度地泯灭国人的良知(正义),把人变得无耻。
拉低智商,形同木偶,大可任人摆布;良知泯灭,无异禽兽,做人底线尽失。无知加无耻,率兽而食打天下,沐猴而冠坐江山,也就得心应手,顺风顺水。
六十多年来天朝出现的诸般让人眼花缭乱、让人胆战心惊、让人匪夷所思、让人心郁气塞、让人心寒意冷、让人拍案而起的各种丑事怪事烂事和现象,无不从红二代父辈长时间、大规模、全方位地拉低国人智商、泯灭国人良知中得到解释。

泯灭国人良知,拉低国人智商,打的是马列主义的旗帜,用的是民主、自由等各种动听的口号,核心是煽动仇恨,实施欺骗。在这个过程中,有导演,有演员,有观众,有舞台,流氓无赖的好勇斗狠,“三十六计”的上下其手,厚黑学的卑鄙无耻,都派上了用场。
他们信奉斗争哲学,把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说成是阶级斗争史,把农民起义说成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唯一动力,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结为“造反有理”一句话,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奉为圣经。与此同时,把1949年前贴上三座大山和万恶的标签,把地主富农妖魔化为黄世仁、周扒皮和南霸天,把自己打扮为“替天行道”的大救星,活菩萨和红太阳。他们宣布自己掌握了宇宙真理,让自己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所有的坏事干起来就师出有名了。
他们宣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宣扬与传统做最彻底的决裂,不遗余力地把信仰和关怀扭曲,把敬畏与谦卑打落,把人道主义批臭,掐死了人们的任何恻隐之心和悲悯情怀。他们以“亲不亲,阶级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为标准,培育“仇恨的种子要发芽”,要“像秋风扫落叶般对敌人残酷无情”,也就无法无天,百无禁忌,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敢干了。
他们点燃仇恨的火焰,打开恐惧的闸门,怂恿、裹胁人们走出善良,走出理性,抛弃正义,在上世纪20年代末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浊浪狂潮。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一篇煽动仇恨、实施欺骗、泯灭国人良知、拉低国人智商的宣言和教材。在作者笔下,“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报告》作者高呼这一切都“好得很!”
他们需要用这样的手段呼朋唤类拉队伍,死心塌地上梁山。
目的就是一切,手段是无所谓的。
易中天先生说,当今中国最缺的是底线。其实,底线的失守从打土豪、分田地时就开始了。
张鸣先生在《土改,彻底颠覆几千年传统结构的革命充满血腥》文中披露了土改中大量无辜的地主、富农被剥夺被凌辱被杀害的现象:
土改的组织和领导者不仅鼓励人们开打,而且当场杀人,甚至开膛破肚也不罕见,有的尸体吊在树上,惨不忍睹;
河北蓟县马伸桥,在1947年一次斗争大会上,半小时内打死48人;晋察冀阜平县搞联村斗争,仅1947年5月的半个月,就杀掉130多人;
据当时晋察冀行署公安局统计,冀东一区被杀的达7600多人;
山西兴县一县,被斗死的就有2024人,其中老人205人,儿童25人。
于建嵘先生在《土改共妻记:把地主富农的老婆女儿都分了》文中介绍,土改中,“对付地主富农的办法五花八门,惨绝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子捆、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捻点灯、之外,还有好多种。比如磨地,把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子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这上面来回拖,拖到半死不活为止。”
晋西北兴县开明绅士刘象坤被当作恶霸活活打死,他儿子为了表示自己与父亲一刀两断,竟然一把夺下民兵手中带刺刀的步枪,在其父尸体上补了两刀。
享誉一方的兴县抗日爱国绅士牛友兰在土改斗争大会上被斗得死去活来,会后,他的鼻子被铁丝穿过,系上绳子,由时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的儿子牛荫冠牵着游街。三天后,牛友兰气绝而亡。
“闹得最大的是分老婆和闺女。在分房分地结束后,土改积极分子又忙着分起地主的老婆和闺女来……《山西日报》记者鲁顺民在《‘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一文中说,‘不仅仅地主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
陈沅森先生在《土改,中国传统道德崩溃的开始》文中一语中的:“自从‘土改’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正义事业’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互相斗争,尔虞我诈,道德沦丧。请看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改’难辞其咎。”

毛泽东有言: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爆烈行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谦让。
也罢,为了夺权而不择手段权且认了。但坐朝廷了还放不过落难者、阶下囚,算旧账,尽管莫须有,搞镇反,下有硬指标,老子“原罪”儿孙还,世世代代还不完。一个阳谋,把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几乎一网打尽。这样的事,刘邦没干过,忽必烈没干过,朱元璋没干过,入主中原的满清朝廷也没干过,连秦始皇恐怕也难望其项背。
但赵家干了。他们在建政之后,不是休养生息,不搞民族和解,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领,以政治运动为载体,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八亿人,不斗行吗?”和“忠不忠看行动”为紧箍咒,以自乱朝纲、生灵涂炭为代价,“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最后悍然发动“文革”,奖赏背信弃义,逼迫人人表态,鼓励告密、投靠、效忠,挑动父子反目,手足相残,师生见背,上下为仇,互斗内斗窝里斗,把逼良为娼、洗脑愚民演绎到极致,培养出天文数字级的屠夫和群盲。
叶匡政在文章中戏侃:天地玄黄后的天朝,“确实有几个行业从无到有,发展迅猛,它们是告密业,造谎业,批斗业,迫害业等。”这些行业到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期间发展到登峰造极,整个天朝成了一座疯人院、一台绞肉机:
据《“文革”十年史》介绍,北京市大兴县在传达的谢富治的讲话后,从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在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黑五类”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杀人的办法无奇不有,棍棒打,绳子勒,铡刀铡,对婴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一个尚在襁褓中的生命撕成两半。
湖南永州市人大常委秘书长谢承年撰文:1967年7至9月份,零陵地区(今永州市)道县有4519人被杀害,其中绝大部分是所谓“四类分子”,零陵地区被杀和自杀者9323人,其中未成年人862人。谭合成先生在《“文革”道县周边大屠杀》文中介绍,“12岁的少年郑山壮为了逃命,跑到山上,爬到一棵树上躲起来,结果还是被抓了下来,他跪在地上,拼命磕头:‘叔叔伯伯莫杀我,我一世替你们做牛做马都要得。’这话成了这个少年的遗言。17岁的少女郑翠云,因为长得秀气,被本村人拖到大队小学里面轮奸后,活活砍死。”
公安部退休干部晏乐斌在《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文中介绍,从1967年冬到1968年春,广西有8.97万人被杀,失踪2万多人,无名无姓死者3万多人。广西广西各县大部分在1968年春夏期间成立革委会,杀人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且多数是在各县革委会成立后有领导地杀的。上思县成立革委会后,在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长段振邦的组织、策划、煽动下,造成1639名干部、群众和四类分子被杀;宜山县革委会成立后,由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政委季德春、县武装副部长李庆余、作战参谋蒋国志、民兵科长吴先水与原副县长崔振铎、原县委副书记王德茂等人策划下,于1968年6月11日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的全县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当场打死干部、群众11人。会后,各公社仿效、推广,均成立了以民兵为主体的“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群众称之为“杀人部”。从此开始,该县共死亡1400人,其中,两派武斗死几十人,县革委会成立前乱打乱杀死亡300多人,革委会成立后,有组织有领导地杀害了900多人。宾阳县革委会成立后,从1968年3月至1969年10月期间,在县革委会主任、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的策划、组织、指挥下,以“保卫红色政权”名义,致使该县乱打乱杀,逼死了3890余人,是南宁地区死人最多的县之一。灵山县谭礼大队130多人被杀害。他们用“种花生”指枪决,“种芋头”指石头打死,“种甘蔗”指木棒打死等暗语统计杀人数字。
广西人吃人是“文革”中最灭绝人性的事件之一。从1967年初到1968年10月,在不足两年内,仅有姓名可考或有线索可寻、并在官方文件中有记载的,至少有142人被活活分食,名义是“吃人肉是为了显示对阶级敌人的恨,也显示自己的革命精神和勇气”。南宁市委党校退休教授黄家南搜集、研究广西“文革”35年,他披露,“1967年12月容县沙田乡大洋生产队队长李广新等人,把地主子女刘兴同等9人活活打死,其中两名死者被剖肝烹食,引发了广西全区虐杀剖食人肝的浪潮。”韦吉贵、韦吉先兄弟两人被剖腹取肝,韦吉贵被剖腹时,眼睛还在转动。
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自己的学生活活打死,张志新临刑前被割破喉管,林昭被枪杀后刽子手向她的母亲所要子弹费,李九莲被枪杀后抛尸荒野遭奸尸,钟海源在刑场上被活体取肾,如此等等,擢发难数。
比较起来,对武训、张之洞挫骨扬灰,以及打砸、烧毁文物,剿灭中国乃至世界优秀传统文化,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们看来,算得了什么呢?
于是,卑鄙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成了高尚者的墓志铭。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虽然改开三十多年,也以巨大的断子孙路的代价换取了不错的成绩单,但是,由于与普世价值为敌,国人的良知不仅没有被唤醒,还在某些方面以加速度向深渊堕落。小悦悦在18位路人的眼皮底下被小车多次碾压而死,雷洋被警察打死还被泼了一身脏水,2012年反日游行中河南一年轻人把西安开日系车的车主砸破脑袋,至于围观欲跳楼者的人群起哄催促他赶快跳下来时有所闻。前不久,居然发生医院院长带人把交不起钱的患者从床上拖出去,丢到荒郊野外致使死亡的事件。而大学生投毒害死舍友及杀人、被骗自杀事件,也不时惊爆舆论。至于无处不在、防不胜防、躲也躲不过去的毒奶粉、瘦肉精、注水肉、染色馒头和假疫苗、天价医疗费等丑闻,每天都在发生的城管打人、强拆悲剧,特别是呼格被冤杀,佘林祥、赵作海的冤狱,以及钓鱼执法、开胸验肺、躲猫猫死等恶性案件,欲说还休!
一地鸡毛,满目烂象。
在天朝,人人骂腐败,几乎人人想腐败。潜规则无处不在,说假话没人脸红,誓言成了食言的代名词,忠厚成了无用的别名。人人都是施害者,人人都是受害者。六十多年打造了一个互害社会,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人们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与人之间缺乏起码的诚信。
问题在,当你——
把别人的合法财产收归自己和追随者,很快把追随者分到的财产收归集体,接着变着法子把集体的财产归自己;
把民主、自由、人权、宪政当作诱饵和幌子,几十年都在做挂羊头卖狗肉的生意;
动员大家帮助自己整风却原来是一场阳谋,55万知识精英被骗到夹边沟等人间地狱;
官方媒体以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的谎言愚弄群众却换来数千万人饿死,还至今死不认账;
大饥荒时期饿殍遍野,大救星宣称与人民同甘共苦不吃红烧肉了,却在滴水洞、庐山等20几处分别动用上亿元建别墅;
自己成天说假话,还逼迫所有的人也说假话,说假话不仅是升官发财的需要,甚至还是自保、互保的需要;
一边标榜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一边却享受着特供,垄断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真理,全盘通吃;
全世界人都知道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却把所有的罪错推给林彪和“四人帮”,而他自己亦然享受着“伟光正”的尊荣;
改开伊始胡耀邦以大无畏精神把薄一波从地狱里解放出来,此老却恩将仇报,陷这位被誉为“中国良心”者落难;
一个个高官说起西方敌对势力气就不打一出来,却把老婆孩子和巨额金钱送到美国等西方国家;
一边高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号召人们起来监督政府,一边却不许妄议朝廷,一边反腐,一边却把要求公布官员财产者抓起来;
一个个官员,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官员中不少人,不查都是硕士博士,一查都是假学历,假文凭;
把人民封为主人,主人至今没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表达权,本来是为人民币服务,却信誓旦旦为人民服务,耳提面命六十多年,至今国人的素质被认为还低得不会票选出为自己看家护院的所谓公仆,邓小平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早先还念叨念叨,如今基本上被打入箱底,《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郑重承诺》今天成了禁书,还大言什么不忘初心……
人人都知道皇帝没穿衣服,人人在赞美皇帝身上的衣服多么华丽。庙堂中官员几乎都戴着一副假面具,成为不折不扣的两面人、精神分裂症患者。
——老天,你还能指望这个社会有诚信吗?

叶匡政在文章中抨击:极权总是会将愚蠢提升到一个惊人的高度,并因此羞辱所有的智慧与理性,谎言也就大模大样并俘获了人心。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对此,国人曾深信不疑;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丛林法则,居然至今被国人奉为真理;
公然宣称自己就是秦始皇,就是要独裁,还独裁的远远不够,咆哮公堂,不给雅量,所有这些都赢得热烈的掌声;
把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世界三分之二的人解放出来,让毛泽东的旗帜插遍全世界,曾让多么年轻人热血沸腾;
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拒绝马克思主义,列宁的故乡抛弃了列宁主义,但在我们这里照样还当作祖宗牌位供奉着;
同一个场合,前面高唱《东方红》,“大救星”,后面高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没人发现有什么不对;
“知识越多越反动”,“高贵者最愚蠢”,“富而变修”,“越穷越革命”是真理,交白卷者被树为英雄,所有这些并不是童话;
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硬着头皮就是不给6人改正,无非是为反右的正确性作注解,给所谓的扩大化背书,国人的数学知识被彻底颠覆;
事物的变化主要是靠内因还是外因,本来是个常识问题,但庙堂对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解释,让人无语;
耳提面命、洗脑灌输几十年了,不明真相的群众不仅没有减少,看样子还有增多的趋势;
这自信,那自信,却整天疑神疑鬼,神神叨叨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
打天下,坐江山这样赤裸裸宣传战争与暴力的流氓歌曲,不仅没人提出异议,还赢得了满堂喝彩;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曾经喧嚣一时,“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言犹在耳;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是以否定前三十年闭关锁国、计划经济、阶级斗争为前提的,但你不能否定前三十年;
说人家是邪路,却整天与走邪路者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或庄园会晤,或瀛台夜话,或西湖谈笑;
一边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一边还是要领导一切,一边说与世界接轨,一边是三个至上,五个不搞,七个不准;
批评报道是负能量,歌功颂德是主旋律。说是解放思想,却要统一思想,保持一致,说是言论自由,但封号、屏蔽、删帖不断,防火墙越垒越高,继《炎黄春秋》杂志事件后,连《共识网》也被关闭;
大言让历史照亮未来,拼命捂住历史上的真相,抗战七十周年纪念活动热热闹闹,“文革”发动五十周年、结束四十周年鸦雀无声;
中流砥柱,22次中日会战不见砥柱的踪影,领导抗战的延安日军飞机看不见,消极抗战的重庆在美军夺回制空权前被狂轰滥炸了四年;
最近央视一直在喋喋不休地嘲笑美国的大选,重复的不是太监谈性生活的荒诞,就是鸡偶尔比鹰也飞高过的扯淡;
移民美国的司马南及其同党把批评政府的“公知”污蔑为汉奸、卖国贼,供职北大的孔庆东面对记者大爆粗口,连续三声国骂,北航教师韩德强对政见不合者大打出手。这样的人,居然还是什么专家、教授,至今活跃在学校或社会的讲堂上,媒体上。教育部长公然提出不能让有西方价值的教材进课堂。许多早已经背时的政治教条依然是升学、考公务员的必考题,如此等等,贻笑天下。这样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恐怕没有最蠢,只有更蠢。
全世界人们都知道的事情,在我们这里是机密,常识、常情、常理,真相,逻辑,至今还是天朝的稀缺品,危险品。无处不在的敏感话题和敏感词,让人们一不小心就触雷。
最近网上流传一片文章,提醒人们两个不能低估,一是不能低估了政府腐败无能的程度,二是不能低估了百姓愚昧无知的程度。
由全国人大代表邢卓先生主持的《中国民间民情调查所》对三个中等城市六千名二十五岁以上居民作了如下十八个问题的问答调查,结果令人惊讶:
比如,你认为谁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百分之七十八的人回答:中国共产党。问及国民党在抗战中起了什么作用?回答是:搞摩擦,望风而逃,打过几次败仗,辅助作用。
又如,你对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有何看法?百分之七十的人回答:大快人心。
还如,你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是真的还是假的?答假民主的占被调查者的百分之七十二。
再如,你认为红军为什么长征?百分之六十六的人认为是为了北上抗日。
十八个常识性问题,被调查者多数人的回答或令人喷饭,或让人悲哀。良知被泯灭、智商被拉低的结果显而易见:不懂常识,没有逻辑,不具理性,不合常情,丧失了分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起码能力,这样的人在中国大陆不在少数。
他们还生活在丛林中。
也只配作赵家奴才了。
赵家,需要奴才。

(2016.10.23成稿,28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