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民 主 工 程

發佈時間 : 2016-12-4 23:26:18

(参与2016年12月4日讯)

(中国革命复兴党理论与政策研究小组 编者注:本辑要为了更集中和更准确地表达彭明《民主工程》一文的主要思想,我们在文章的篇幅结构上做了调整,文字方面也有少许删除和改动,目的是为了以最小的篇幅力图体现出《民主工程》一文的原意。彭明现在仍然在狱中,本辑要的发表,未经他本人的审核和同意,如有不妥之处,尚希见谅。 )

一. 概括地讲,强权政治的领袖集团, 是军人挂帅、强人当道的集团。他们无疑都是当时社会的“政治能量份子”或“边缘人”。他们往往经险丰富、意志坚定、刚愎自用、处事果决、反危机或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较强,加上敏感多疑,在镇压敌对者时能做到心不跳、眼不眨、手不软。但在有效治理国家方面,却缺乏相应的能力,也不愿启用比他们能力强的集团以外的人士。他们的教育背境和文化背境, 他们所经历的残酷的斗争历程, 他们所处的险恶人际环境,均决定了民主理念在他们的意识中很难占据重要地位。让他们认同民主价值并遵守民主规则, 等于让野狼遵守羊群的规则。他们在与其它政治势力或派别打交道及他们之间相互打交道时,只认实力,不认道理,也不认法律。

二. 传统民运可分为三个类别,即理论研究、人权活动、政治斗争。现在,绝大多数民运人士从事的是理论研究和人权活动,而非政治斗争。因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斗争,都是有政权诉求并且付诸行动的。无论国内、国外,当前最缺乏的正是政治斗争以及从事政治斗争的专门人才。

一些自由派学者或自由知识份子,因为学术观点和信仰与当局相佐,或曾遭受当局的打压、封杀而被逼走上民运道路,成为民运领袖群体中仅次于民运斗士的重要组成部份。与民运斗士相比,他们的理论功底厚实,但往往意志薄弱,经受不住残酷的打击和挫折,容易发生动摇,也缺乏面对严峻的政治现实从事实际民主政治运作的手腕,以及实际的斗争领导经验。

民运人士在长期的抗争中,不断产生分化:有的因慑服镇压而改弦更张,有的因金钱诱惑而弃政从商,有的因看破红尘而厌世弃俗,有的因“韬光养晦”而远走他乡,有的因前景悲观而灰心丧气。最后坚持下来的人,几乎都有被长期监禁和打压的痛苦经历、身心受到过严厉摧残和考验、但却仍不改初衷、意志异常顽强的人。

传统意义上的民运人士,其组成主体多为自由知识份子、人权活动份子、民权斗士等,较少职业政治家、职业军官、资深情报专家等。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可以说是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带兵。更重要的是,这些人都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情怀,热衷于理念层面的争论和坐而论道,不擅长战略、制度、技术等层面的探求和实践;热衷于公开作秀,不喜欢也不擅长组织建设的行政管理和地下斗争,难耐寂寞;喜欢平起平坐、独往独来,难以忍受组织体系的纪律约束,难以接受服从观念。一句话,管理这些人的成本极高,实不上算。

民运领袖们认为,暴力手段不仅违背民主的初衷,而且在现代社会根本就不具备运用的条件;如果强行采用,必然遭致更惨重的失败,监禁或杀头。何况,在民运领袖群体和主要依靠力量中,完全缺乏运用暴力手段进行实际操作的风险型人才。因此,他们拒绝采用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持续的武装斗争的形式。但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被迫采取抛砖头、烧汽车等有限的、自发的、短暂的街头暴力或准暴力手段。

由以上不难得出结论:民运人士作为一个整体,不是民主工程的主体依靠力量,他们基本上是不可利用、不可合作的。当前民运道路除了改弦更张,实无它途可走。所谓改弦更张,笔者建议:利用领袖优势、调整诉求内容、变更运作手段。

民运作为旗帜,已扛了20多年,勿需讳言,迄今这面旗帜已经臭了,烂了,且难以修复或修复成本过高了。这面旗帜已无任何感召力,有的只是耻辱。靠这面旗帜几乎不再可能获得有关利益集团和阶层的实质性的支持。如果有人在感情上难以割舍,情有独钟,或还能从中获得一些小利,愿意继续扛这面旗帜,扛下去也无妨。但如果要实施民主工程,实行改朝换代,则必须抛弃这面旗帜,另打新旗帜。但不排除,(1)与少数同理念、明事理、懂规则、干实事的民运朋友个人加盟合作;(2)与部份民运组织和人士进行短期的项目性的合作;(3)与多数民运组织和人士建立长期的但却是松散的反共联盟关系。

三. 民主工程作为一个改朝换代的的巨型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以百万、甚至以千万人的参与或卷入,但其中起决定性的中坚作用的主体依靠力量,却是一个不太大的群体。这批人的组成成份及来源,是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及取舍是否正确,从技术和策略层面上讲,关乎民主工程的成败。

青年学生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缺乏坚定的意志,极容易被当局镇压或收服。尤其是“6.4”之后,当局吸取教训,加强对大学生的控制和腐蚀(引导学生逐利并远离民主政治理念),加上流动性强 ——几年后便毕业,他们越来越难以成为可依靠的重要力量或对象。

产业工人由于当局的严厉镇压,也不敢参加有政治诉求的公开活动。就是参加一些纯经济诉求型的活动,也是小心翼翼,而且只要当局稍加镇压或在经济上稍稍满足一点要求(如补发一个月工资或每人先发180元钱),便立即散伙瓦解,几乎没有任何战斗力,形不成有组织的政治集团。

自由知识分子本来人数就少,居住又分散,而且缺乏类似学校、工厂、企业那种有形组织体系的联系和约束,加上生性无拘无束、缺乏纪律、不善合作,且胆小多变,也不大可能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他们成为政治个体户倒很有可能。

因此,民运工程主要依靠的力量,由三种人组成:一是极欲出人头地的野心家;二是伺机报仇雪恨的含冤者;三是几近穷途未路的亡命徒。

应该吸纳的人包括:杀人越货的强盗、恶盈满贯的地痞、满盘皆输的赌徒、好吃懒做的光棍、不学无术的混混、欠租不交的无赖、身无分文的乞丐、目不识丁的文盲、反抗婚姻的男女、不孝父母的逆子等一系列社会底层人,他们是革命集团的主要来源和基层政权的中坚力量。另外,被主流社会所抛弃的、愤世嫉俗的、不得志的、甚至生活无着的各类文人或知识份子,往往也会成为重点吸纳的对象。

勿庸置疑,上述这几类人对现实社会几乎都怀有较强烈的仇恨心态,他们的征服欲、反抗意志、报复心理均极强。他们往往偏激好斗、无所顾忌,很容易被煽动起革命的激情并铤而走险。尤其是地痞无赖,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更是如此。以他们为基础和主体所组成的战斗集体,在与其他社会层次较高人士所组成的政治团体的较量中,总是胜券在握。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兵书上早有定论:“两强相遇勇者胜”,俗语亦云:“赤脚的不怕穿鞋的”。细究,民主工程夺权成功的一个极重要秘诀就是:边缘人与底层人的有机结合。

纵观中国历代政权更迭史和强人发迹史,他们发展力量或曰拉队伍的手法不外乎是:(1)游说志同道合者加盟,(2)吸引走投无路者投靠,(3)蒙哄不明真相者入伙,(4)胁迫身不由己者跟从。

史料证明,所有成功者都是上述四种手法同时采用,并且以后面两种手法为主,这是成功者之所以能够成功的秘诀或真谛之一所在。不明白这一点,就不能算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而只能算是一介书生或一个天真的政治爱好者。而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在国内拉队伍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具体做法不用在此讨论了。

夺权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支持,尤其是大国的支持。可以负责任地说,若没有日本和西方的支持,国民党不可能推翻满清并逐步巩固民国政权;若没有苏联的支持,共产党不可能推翻民国建立大陆共产政权。大国的支持是高强度的、全方位的,包括外交承认、人才培训、财政援助、军火供应、情报提供、顾问指导、关键时刻的直接出兵,等等。

四. 为了保证革命团体的效率和稳定,利益刺激和违规惩戒是必须有的。也就是说,你如果忠心耿耿、勤奋工作、成绩卓著、甚至做出了某种牺牲,你一定会得到多方面的巨大的长期稳定的回报,你会感到投身民主工程是一项很有价值的投资;你如果背叛、懈怠、犯规,你也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戒。让商业规则和政治规则同时起作用。

民主工程所要做的,是以新兴的弱小的民主力量去力图摧毁并取代陈旧的、庞大的中共政权。这是一场典型的以小搏大的战役。用系统论的术语描述,中共政权是一个复杂系统,民主工程当前所建立的政治实体无疑是一个简单系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陈平教授认为,简单系统是有可能打败复杂系统的,关键在于简单系统必须比复杂系统更有效率,因而更具有战斗力。显然,简单系统要更有效率更有战斗力,必须决策更果断、执行更快速、监督更有效、反馈更灵敏。一句话,动员成本和管理成本必须更低。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比中共更集权,更不择手段。等推翻了中共,再实行分权制衡。显然,这一观点是很难被民运人士所接受的。所以,仅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民运的失败也是注定无疑的。

理论研究和历史事实均证明,在力量对比悬殊不太大的两个阵营武装对垒中,谁的权独裁程度高,谁就处于体制上的优势地位,谁就更有可能获胜。因为单从效率角度讲,集权独裁的程度与效率,成正比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和经验教训。即当一个新起的、较弱的势力向现存的、较强的势力挑战时,你必须先遵从他早已制定并正在遵循的规则(即使你认为这个规则不好),并按这个规则的标准比他做得更彻底、更有过之无不及。换句话说,如果他独裁,你比他更独裁;如果他狠毒,你比他更狠毒。反之,如果他民主,你比他更民主;他仁慈,你比他更仁慈(如民主国家各政党之间竞选的做法),这才有可能战胜他。等你战胜了他,再去改变规则或确立新规则不迟。反之,若他独裁,而你民主,则必然失败。

五. 民主工程的旗帜与口号

民主工程所要挑战的对象是中共政权,这是一场极不对称的、以小搏大的政治较量。要想赢得这场战役,除了我在《民主工程的主体依靠力量》一文中所讲的,简单系统打败复杂系统所需要的条件等因素外,而获得一些有实力的反中共的政治实体的实质性支持,也是极为重要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要获得他们的支持,就必须与他们作一笔政治交易。我们所能开出的交换条件就是,承诺一旦我们成功,将部份、甚至绝大部份满足他们的政治诉求。这是很正常的事。真实的政治就是如此,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必感情用事。根据民主工程的总体设计,为了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未来中国的国体结构为联邦制,国号即为中国联邦。无论从战略的高度还是从战术的角度,无论从长远的利益还是从眼前的算计,我们都毫无选择地必须打联邦牌或联邦旗帜。

旗帜是针对精英的。旗帜是理念的浓缩。旗帜的语言要求新颖、准确、精练。它应载明基本的政治纲领和独特的政治诉求,概念清晰,指向明确,同时又包含丰富的内涵,具备足够的空间。换言之,旗帜的语言是这样一句话:它让人看一眼就难以忘怀,就能明白其真谛所在,就能使志同道合者产生共识和认同感。

口号则是针对公众的。口号是行动的号角。口号的语言要求通俗、上口、易记。它应提出能够满足多数公众强烈需求的政治承诺和主张,唤起人们对未来新社会和新政权的憧憬和希望,读来令人无比振奋,使人产生强烈的弃旧图新和跃跃欲试之感,达到凝聚人心并催生行动之功效。

五 通过武装斗争并且付出巨大流血牺牲为代价,推翻一个旧的独裁政权后而建立起来一个新的独裁政权,这个新的独裁政权不大可能在短时期内(数十年的时间尺度内),通过和平的方式转变为民主政体。

武装斗争是夺取政权的有效手段。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确是至理名言。国民党和共产党走上武装夺权的红色道路,并非两党创始人的初衷。

暴力手段不可取,但暴力手段却有效;民运道路走不通,但民运领袖却有用;和平道路亦不通,但和平诉求最可取。既然已经走过的红、蓝、绿三条道路都不行,那就只能另辟蹊径,另择它色。掺和红、蓝、绿三色而成的灰色道路,也许是可考虑的新的选择。 形象地讲,灰色道路就是:“ 既动嘴、又动脚、也动手 ”。

来源: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