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社会对法治的渴望如井喷般奔涌，无论是维权的深入人心，还是知识界的持续呼吁，编织有年的法治中国的梦想，随着新极权一次次挥动的专政铁拳灰飞烟灭。此次聂树彬案被平反，媒体和民间不再像过去那样动辄呼唤法治的胜利、法治的春天的鬼话，也算是大棒击打之下长了点记性。

曾有治党史的人有言，但凡强调“党的领导”的时候，便是开始向极权方向猛进，同时也是向民间挥刀的时候。征诸当代历史，确有道理。自1997年9月“依法治国”写入十五大报告，1999年写入宪法，已然17年，而冤狱仍然遍于中华，正义未曾降临人间，系统性恶政仍变本加厉，专政的严冬依然肆虐呼啸于大地，所谓法治，徒具空文，形同玩偶。

如看下民国时的法治，更让人悲叹百年中国的倒退。1920年8月7日，时为大总统的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司法独立为法治国之恒规，顾欲保持其独立之精神，一在法官咸循矩矱，不以党系而有所重轻；一在长官各守范围，不以职权而妄加干涉。吾国司法改良，粗具规模，更非淬厉其精神，何以厚植其基础。应责成司法部通饬京外法官，自奉令之日始，无论何种结合，凡具有政党性质者，概不得列名。其已列名党籍者，即行宣告脱离，仍由部随时考察，如敢阳奉阴违，立予分别惩处……总期无偏无党、不屈不挠于以巩固法权。”近百年前的民国政府揭橥司法独立，排斥党化，捍卫法权，可谓掷地有声，空谷足音，如今读来，不禁哀叹涟涟，悲我中华，法治依然如梦，党在法上，如剑在喉，百年轮回，不进反退。

柏拉图曾言：“当法律被置于某个其它权威下而没有它自己的权威，我的看法是国家的垮台就不远了。如果法律是政府的主人同时政府是法律的奴隶，那么情况就大有希望，人们就可以享受众神的祝福。”当下中国，法匍匐于党下，如太监臣服于皇权，毫无尊严可言。所谓法治，其实不过是法制，一字之差，歧义千里。法治（rule of law）与法制（rule by law），前者为法律至高无上，统治者和被统治皆在法下，党权亦然，而后者则是以法律来治理民众，如学者李曙光所言:“差别是……在法治下法律至上，可以限制滥权。而在法制下，法律可以仅仅是政府的工具而以法律方式压制。”当下强调党权之地位，实为党治，与法治无干，不过是以法律来治理民众，重在奴民，而非弘法，法律不仅是装饰品，同时也沦为工具化的打手，党一直大于法，如今更加大于法。

可见的现实是：一面是对社会生机的肆意砍伐，对民间的强硬打压，一面是大张旗鼓的高扬党权，进行法治装潢，把党治推向更精细更精准的统治手段升级。新极权已把中国带入冷酷的严冬。

有党治即无法治，党治总是戕害法治，以扩大党权侵犯民权为能事，而法治则以保障民权为圭臬，当党治喧嚣尘上的时候，法治早已名存实亡。党治下的法治，无异于严冬里的春梦，除了意淫式的欺骗，毫无价值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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