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台灣本土主義歷史的台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政治學博士吳叡人，近年來幾次應邀到香港，與當地政界人士、大學生、學者探討香港本土主義的發展狀況，他對香港本土主義興起的根源和走向見解獨到，以寬闊的國際視野，敏銳的洞察力，以及縝密的思考，為香港的本土主義把脈。

2016年台灣總統大選期間，筆者在台灣採訪了吳叡人博士。他認為，香港與台灣的本土主義歷史因為處於不同的殖民地和民主發展階段而行走在不同的軌道上，兩者甚至與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發展軌跡脫離，各自沿著自己的路徑發展。

香港本土主義運動——遲來的反抗

吳叡人說，從社會科學角度看，分離主義是在一定條件下產生的。港英統治與日本對台灣的統治不一樣，香港在殖民地時代，上層精英被英國同化，但下層沒有被中國同化。香港近年的本土運動是“遲來的反抗”，港英殖民統治下的香港，沒有變成自治領地，1940年代後期，港督楊慕琦曾經遵照英國政府的意圖提出過類似“港人自治”模式的政改，但是中共反對，認為如果給香港自治的話，香港就回不來了。由隨後一任的港督葛量洪在1952年擱置了政改。如果香港能夠早些自治，香港認同就能夠早些形成，可惜香港後來變成有行政意識沒有政治意識，缺乏民主化與自我治理意識的社會。港英的目光短淺，直到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才開始觸及政改。

吳叡人認為，香港的本土主義興起是因為發現中共對香港政改的控制和對民主進程的壓制，雖然本土運動不會導致香港獨立，但是仍然是中共要消滅的對象。北京認為本土意識是受殖民的毒害結果，正像國民黨認為台灣本土思潮是受日本人的毒害。香港本土運動如火如荼，是中聯辦完成了港英政府沒有完成的任務，中聯辦對香港管治的介入以及對香港實施的一套政策，導致了本土主義的加速興起。中國可以滅掉香港的本土運動，但是要付出沉重的代價，與香港新世代翻臉。中共對香港本土意識缺乏包容，使港人離心離德，中共不了解民主政府的運作方式，其實香港民間組織的自治能力是很強的，香港有很強的社會自治傳統，例如像大律師公會這樣的組織。香港政府應該保護這種組織和自治能力，向北京爭取，與北京談判，而現在卻變為點頭哈腰的走狗，致使香港社會無力地赤裸面對北京的強權。

香港民族主義以香港認同為核心

吳叡人在他寫的《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一文中，系統地闡述了香港民族主義興起的緣由。

吳叡人認為，香港新興的民族主義作為香港民主運動的一環出現，並且正在對運動的未來走向產生深遠影響。香港民族主義雖然是一種晚期民族主義，但卻是一個形式與內容都相當完整的民族主義運動，因為它同時包含與體現了「nationalism」一詞的三重意義：群眾情感（sentiment），意識形態，以及運動組織。香港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有社會基礎的群眾情感，表現在香港人日益強烈的香港認同。

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所做的香港市民身分認同調查顯示，2011年以來已經有平均四成左右的香港市民認同自身為純粹香港人（不包含中國認同者），而純粹「中國人」認同則滑落至兩成以下。香港認同穩定增強的現象在年輕世代似乎更為明顯。根據港大學生會《學苑》雜誌2014年2月號所言，港大有48%的學生自認為在政治光譜上屬於“本土派”，而認同“大中華”者僅為15%。關於最適合香港的政體，雖然多數（68%）主張維持一國兩制，但竟有15%學生認同“香港獨立成國”。而針對如果香港舉行公投表決“香港應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但結果不受北京承認”的問題，有37%表示贊成，而在北京承認公投結果的前提下，支持獨立者達到42%，超過了反對的41%。

吳叡人表示，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香港民族主義目前主要表現在兩個比較成熟的香港政治本土論述之中，一是陳雲在《香港城邦論》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倡的城邦自治論；二是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誌首倡的香港民族自決論。這兩種論述以不同的方式、理論根據與策略，對香港的政治主體性提出了相當成熟而複雜的論證。他們並非少數知識精英在書齋空想出來的孤立論述，而是嘗試對上述香港住民日益增強之香港政治認同進行理論化的產物。換言之，他們是根植於廣泛民眾意識之中的新興民族主義論述。

香港本土主義源自世界史上的民族主義運動

吳叡人認為，新興的香港民族主義明顯是一個有社會基礎、植基於民眾情感，有論述，並且正在組織化的民族主義運動。和過往兩百年來世界史上所有民族主義運動（包括中國民族主義）一樣，香港民族主義並非憑空出現，也不是任何野心家所能煽動泡製；它是一個宏觀的歷史社會學現象，其興起背後同時有長期的歷史結構性因素，與短期的政策與政治因素。它的歷史或許不如中國民族主義長久，然而作為一種社會學意義的社會事實，兩者一樣真實，不分軒輊。

吳叡人從短期與長期角度，對於香港民族主義的興起提出了一個初步的解釋。促成當代香港民族主義興起的短期因素，就是1997年香港併入中國以來，來自新宗主國對香港日益緊縮之控制。九七之後的中港關係，其實正是中央集權國家試圖將國家權力延伸至新的邊陲領地，結果對邊陲人民既有的認同與利益造成嚴重威脅的情境，這種來自核心的威脅，導致邊陲產生族群與民族主義思潮和運動。換言之，當代香港民族主義的興起，可以被理解為香港住民對於新宗主國試圖多方控制香港的一種反彈。

“一國兩制”的衝突導致香港本土主義興起

吳叡人認為，九七之後北京雖在表面上遵循“一國兩制”政策方向，然而在實質上卻從未停止嘗試對香港進行整合與控制，因為北京顯然非常明白“一國兩制”內含的曖昧空間可能被港人反向操作，用以追求更大自主。從一開始，北京和香港對於“一國兩制”的理解就是同床異夢、各取所需。前者追求“一國”，也就是單一國家的終極實現，“兩制”只能也必須是朝向“一國”目標的短暫過渡狀態，因此必須嚴密監控。後者追求“兩制”的永久化，也就是分權與自主，“一國”只是聯邦或邦聯式的屋頂。而這個分歧的根源，不只來自當代中國國家內在的強烈中央集權傾向，也在於北京對香港主體性的歷史形成欠缺深刻的同情理解。

吳叡人說，“一國兩制”的政治承諾與基本法確實為新宗主國國家權力的入侵設下一定限制，然而強大的北京仍然得以運用多重手段對邊陲進行控制。政治上，最重要的莫過於一再阻撓港人實現普選，防止香港住民在“兩制”實施期間進一步成為一個真正有能力形成政治上集體意志的“自治共同體”。其次則是創造在地的統治代理人集團，或者殖民協力者，作為間接統治的工具。在社會面，則試圖透過種種鼓勵內地人移居香港的政策措施達成實質上的“移民實邊”目的，逐步將香港人口內地化。最後，則是透過同化主義式的意識形態控制征服香港人的靈魂。近年香港新聞自由的日益緊縮，以及國民教育科的實施計畫，就是最明顯的例證。在“一國兩制”的保護傘下，香港在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自主性，卻竟然持續遭受侵蝕，背後當然就就是北京國家權力的積極滲透。

吳叡人認為，北京對香港實質上採取的是一種漸進但全面同化、吸收的官方民族主義，終極目標是將香港整合到單一國家之內，消融其固有特殊性。然而這是一種本質上極富侵略性的國家與民族建構工程，必然對香港本土原有的資源分配、社會體制、價值觀與文化認同造成嚴重衝擊，並且導致本土社會的抵抗與反擊。

香港本土共同體的形成過程

吳叡人從國家與社會兩個層次分析了香港本土共同體的形成過程。在國家的層次上，港英殖民政府一百五十餘年的相對穩定與連續統治在實質上為香港創造了一個以香港、九龍與新界為領土邊界的準主權領土國家的制度形式。儘管英國並未賦予香港自治地位，但在二戰後卻賦予港英政府以高度的行政與財政自主，港英政府不僅得以自主制定社會、經濟政策，同時還以香港的獨立身分參與各種國際組織，並在世界各地設有貿易辦事處。在港英統治下，香港有獨立的法律、文官系統、獨立的貨幣、護照、郵政、海關、國際電話區號與國際組織締約權。這個香港（準）國家制度架構雖然欠缺了大英帝國自治領地的自治議會，沒有賦予香港住民參政權，使他們得以行使主權者的統治權，但卻將他們深深整合到現代國家的“公共政治的網絡”之中，使他們與香港（準）國家連結，成為“香港公民”。

在社會的層面，香港長期作為來自中國一波波移民與難民最近的移住地，和許多移民社會（如美國、台灣）一樣經歷了比較曲折，因而比較晚熟的社會整合與土著化過程。不只如此，由於在地緣上過於接近中國本土，香港社會非常容易受到中國政治動亂之影響，這也加深了社會整合與土著化的困難。67年暴動之後，香港人開始比較積極追尋本土認同，香港政府也開始推行種種塑造香港認同的政策，而整個七、八十年代則是香港住民土著化與香港身分認同形成與穩定最關鍵的時期。

吳叡人認為，上述香港的社會發展歷程，為香港日後的民族主義形成奠下了幾個重要的基礎：準領土國家制度架構、公民（市民）整體的形成、社會的整合、土著化與香港認同的形成。基於地緣政治考量，缺乏遠見的港英政府要遲至1980年代中英談判過程，才開始進行小幅度的香港民主化，然而此時已因受制於北京而無法放手改革，也因此使香港自治共同體形成的最關鍵工程處於未完成的狀態。

“城邦論”與香港民族自決的區別

吳叡人與“城邦論”的陳雲在自治的內涵上有不同的看法。吳博士認為，“香港城邦自治論”是一種弱小民族民族主義的變形。陳雲將香港（與新加坡等）作為殖民地貿易港市的歷史連結到現代主權國家體系興起前的古典/中世紀城邦國家與歐陸自由市的傳統之上，發明了一個從古希臘、文藝復興到現代“殖民城邦”的城邦系譜，從而將古典城邦與自由市場才擁有的自治傳統順帶挪用到事實上缺乏自治傳統的城市殖民地香港之上，以這個想像的城邦自治傳統作為香港自治的論據，於是“香港人”或“香港市民”成為一種基於價值而非血緣而形成的政治範疇。

吳叡人認為，陳雲宣稱他的主張是一種現實政治的論證，他的香港自治目的在於防衛與保護香港固有的自治與主體性，不在挑戰中國主權或介入中國政治。他拒絕使用民族主義概念，應該也是出於現實主義之考量，因為如此勢將與中國民族主義，尤其是官方民族主義直接衝突，風險過高。然而陳雲看似現實主義的主張，依然處處充滿理想，乃至夢想，因為他所發明的香港城邦自治傳統，其實是一種尚未實現的未來願景。當代香港人的香港認同雖然日益高漲，但顯然離古典共和主義的要求仍有一段距離。

吳叡人說，與香港城邦論的迂迴論證相對照，香港大學《學苑》2014年2月號所倡導的香港民族自決論，則是一種明快而明確的香港民族主義論述。他們引述英國左翼政治哲學家David Miller的主張，強調一個有明確邊界的香港民族之存在，是在香港可能實施分配正義的前提，因為有限資源不可能無限分享，也因為只有民族成員的同胞情誼與互信才能滋生公平分配的意願。這個劃清共同體邊界的主張是對中共放鬆內地移民入港，導致香港社福資源被大量侵蝕的直接反彈，也清楚透露了這一波香港民族主義的防衛性格。

本土主義在香港會變成主流

吳叡人認為，目前的香港處於本土主義成為主流的前夜，但也是最黑暗的時刻，最遙遠的一哩路，因為香港人高漲的人民意志已經誘發宗主國的疑慮與進一步干預。2014年6月10日中國國務院發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明確表達新宗主國對香港的全面與最終管治權。無論是委曲求全的泛民主張，婉轉曲折的城邦論，還是大開大闔的自決論，在追求中央集權式控制的國家眼中，都是脫軌，都是造反。

吳叡人說，香港一方面比台灣簡單，另一方面比台灣複雜。台灣久歷多國殖民，外省、本省、原住民關係盤結，族群對抗更一度成為撕裂台灣的政治力量；香港有少數族裔、新移民問題，但主體還是多元華人社會，族群矛盾不如台灣嚴重。然而香港的困境是難以與中國全面切割，政治上難以抵禦中共在明在暗的控制，經濟上難以排拒紅色資本，情感上也難以做到“河水不犯井水”。因此在外來政權的威脅下，香港人難以達至民族自決。再給一點時間，本土主義在香港會變成主流。

香港本土主義要解決的問題

談到香港本土主義的論述和運動中出現的問題時，吳叡人認為，香港本土主義各派立場沒有原則差別，目標基本一致，就是爭取自決，決定自己的命運，但是容易糾纏一些形式和名詞，派別壁壘分明，有的互相扣帽子，互相貼標籤，無限上綱，不尋求共同基礎。其實，每個自決的主張者都是本土派，每個維護本土價值的青年都是本土派，本土派應該求同存異，追求共同價值，建立統一戰線，不要讓香港成為中國的直轄市。

吳叡人以台灣各派政治力量喜歡用的“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的說法來勉勵香港的本土派人士，他認為，從客觀上結構上，香港本土主義含義非常廣闊，維護特殊性，是本土主義最大的資本。在運動中要摒棄英雄主義、個人主義。香港要爭取時間，爭取下一代，培養出香港的李光耀、李登輝，與北京談判。缺乏政治領袖的香港，經過兩次普選就會出現，不能有論述，沒行動，要組織一個強大基礎的政黨，產生思想領袖。

吳叡人對香港有些本土派人士認為中國的民主與己無關的看法有意見，他認為，本土運動不應忽視中國的民主發展，即使是台灣的獨派，他們當中有些人反而比別人更關心中國的民主，所有的民主都是在地的，但也不見得要完全排斥中國。遺憾的是，習近平對公民社會的鎮壓使得港台關心中國民主的人士也逐漸心灰意冷。

首发《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