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新年伊始,对于关注中国政治转型的人们来说,有两件全局性的大事。
一件是,在巨大的争议声中,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了。海内外的中国民间异议维权人士,对川普的支持和反对都有。有的观点认为川普敢于对中国说不,比如任命对华鹰派负责国际贸易,对台政策有变化,等等,因此将对中国日益强化的高压统治予以沉重打击,中国专制制度的结束将会提前。有的观点认为川普将在国际上孤立美国自身,对国际事务减少关注,因此将导致中国国内人权状况的恶化和国际事务发言权的扩大;而且川普的总统就职演说充满民粹煽动意味,使得美国国内的分裂和矛盾激化,不可能有足够精力对付中国的扩张和高压统治的强化,因此将延后中国专制制度的结束。有的观点认为若把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寄托在对川普内心的揣测,就跟一再寄希望于中共新上台的领导人一样,是靠不住的一厢情愿。
另一件事在中国国内。随着中共19大的临近,社会控制力度日益加大,民间异议维权人士面临又一波打压高潮。这次换届关系到是否维持过去20多年最高领导人更迭模式,引发大量关于中国何时变局的猜测和讨论。有人认为,2017年必变。有人认为,三五年。有人认为,十年八年。有人认为,未来会逐步改善,但二三十年后才能完成转型。有人认为,几十年的寒冬刚刚开始,苦日子还在后头。
拐点到来的时间,人们从没停止预测。但我现在无意随波逐流。因为,过去我曾预测过,后来证明错了。
第一个例子是2000年,临沂市公安局政保科(现在叫国保支队)副科长张锋和莒南县公安局政保科(现在叫国保大队)副科长马宗涛找我谈话。张锋当时35岁左右,有些不屑地说,你争取的那些民主啊、自由啊,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我当即不客气地回答,你看到看不到我不知道,反正我能看到,而且很年轻的时候就能看到。张锋脸色顿时很难看。第二年我被刑事拘留,关在莒南县看守所,有次马宗涛装模作样来看我(他没参加对我的提审),提起一年前我和张锋那次对话,他说他在旁边听到之后强忍住没笑出来,因为那是骂了张锋。仔细想想我那话确实是骂了张锋,不过平心而论我当时没想到骂他,而主要是出于一种强烈的信念——中国的自由民主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到来;其次,出于对参与民主运动这项正义事业的维护。
另一个例子是我在监狱的时候。我的性格中有无厘头的成分,比如在监狱一见到猫就喊“伟大领袖来了!”“毛主席万岁!”监区长姜守国(现在是山东省监狱的另一块牌子山东省济南生建电机厂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在车间让犯人养大狗(藏獒)和小狗,偶尔犯人带小狗到监室,我见到也喊“伟大领袖来了!”“毛主席万岁!”这样几次之后,犯人就不带小狗进监室了。有次一个坐牢十多年的老犯人闲聊时说,放在十年前你要这样,早关禁闭了。我问他,十年之后会怎样?他想了想摇摇头说不知道。我说,十年之后,如果不这样就会关禁闭——话是说得有点过,意思应该明白。
从2000年到现在,过去17年了。2005年出狱,也快12年了。我当年的预言实现了没有?没有。所以,近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我错在哪里了?
不仅我如此。八九民运的一些亲历者说,1989年下半年,他们当中很多人预测三五年内、一两年内、甚至几个月内共产党就将垮台。他们也预测错了。他们为什么预测错了?
1989年开始的苏东剧变前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预测会在这年年底开始剧变。据说哈维尔在1989年年中还悲观地认为有生之年看不到民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实现,但这年年底他当上了总统。1989年12月,齐奥塞斯库从权力的巅峰变为一具无人问津的冷冰冰的尸体,罗马尼亚共产党从掌握全部权力到变为非法组织,仅仅用了6天时间。1991年8月苏联守旧派发动的政变有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内政部长等最高层官员参加,4个月后苏联就不存在了。所有这一切说明,专制制度的垮台很可能是无法预期的,它的速度之快经常让人目瞪口呆。
所以,那些八九民运的亲历者的预测之所以错了,是有原因的;我预测错了,也是同样的原因。
那么,拐点到底何时来临?
历史是由很多偶然性组成的。一个小小的意外可能就改变大历史。没有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水果摊被没收,就没有茉莉花革命,突尼斯就不会实现民主;由此引发埃及巨变,经过几年的反复,重回军人强权铁腕统治时代。而茉莉花革命对中国民间异议生态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从那以后,再也没能恢复到2010年的火爆局面,甚至移民潮在民间异议维权界悄然形成,而这对中国民间力量的成长恐怕更多意味着消解作用。另一个有名的偶然性事件,当属2012年3月18日北京保福寺桥那场著名的法拉利车祸。车祸迅速改变了两股力量正在激烈较量的局面,其中一股力量遭到灭顶之灾,另一股力量则登庙堂之高,甚至有望形成新一代强人,改变中国和世界的局面。
因此,对于拐点何时来临的问题,我只能回答:无法预测。我可以预测的是,这个拐点迟早会到来,而且到来的时间在我们的预测之外,也就是在我们没预测到要来的时候突然来了。
为了迎接拐点在不确定的时间点的到来,我们应力所能及做好准备。王力雄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指出,“首先找到能确保‘救出人质’的途径,否则如此巨大的中国一旦崩溃,将是世界承受不起的灾难”,“即使中国能顺利开始民主转型,仍要解决是何种民主的问题”,“必须为中国民主提供避免产生川普的方法”。郭建龙在《警察国家必死于脆断》中说,“这时的埃及已经处在脆断的前夜。但是,由于‘超级稳定’的特性,很多人根本看不到任何的革命前兆。”“在缺乏成熟反对派的地方实行革命,即便能够推翻原政府,也很难建立另一个稳定政权,很可能会陷入到混乱之中。”不管将来中国是以革命还是其他什么形式转型,如果那个时候民间仍未形成较为成熟的反对派,就将是中国的悲哀。当然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2017年1月21-23日于北京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