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当今世界，多数发达国家都有一个共性——具备坚实的基督信仰。中国近一百多年的教训，使很多人逐渐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西方传教士，真的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吗？中国与基督信仰的错过，对于中国的宪政意味着什么？推荐一篇文章，供您参考。

中国大陆落后于世界，问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 、 几千年儒释道传统文化对专*制皇权的维护，致使几千年华夏大地出现不了现代意义的自由民主宪政乃至公民概念，阻碍，扼杀了社会文明发展进程。

二、五四时期，以北大陈独秀为首的知识分子，拜苏俄为师，以斯大林模式治党治国，以致祸害无穷，延续至今。

三、民国初期的知识分子，还是以当时北京大学为主的知识分子，在华夏大地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基督运动，致使中国与世界领先的文明，文化再次失之交臂。从此后，中国走上了一条文化灭绝、生灵涂炭的自毁之路。

对阻碍破坏中华文明进程的这三大问题，前两个还是有基本共识的，而对第三个问题，在学术界以及各阶层群体，尚有很大误区和错误认识，至今很少看到相关揭露这一历史真相的文章出现。

我个人希望还原历史真相，从而反思——中国为何会走上一条万劫不复的自我灭绝之路？那些所谓掌握了科学、理性的知识分子和政客们，在历史演变进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们为什么会拒绝基督宪政而引进空想主义？

周振汉曾任陕西候补道，这是他制作的“洋教士割中国人器官”宣传画

希望有更多的揭示这一历史的文章和书籍出现，让更多的人去反思这段至今还不被社会公众完全知晓的，大陆知识分子在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败笔——反基督运动。

通过查看资料还原历史，我们看到有苏俄背景的政客，以及主流知识分子在这场反基督运动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上演了极为荒唐的一幕：

上世纪二十年代，广州私立圣三一教会学校发生反基督运动。初始目的只是为了向当地教会收回教育权，但很快被国民党插手利用，众多有着苏俄背景的主流知识分子也纷纷加入其中，使原本一件小小的教育权纠纷迅速蔓延到全国，演变为长达几年的反基督运动，从而使大陆从此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一步步走向深渊。

历史背景

1924年，革命的多次失败促使孙中山意识到国民党的松散和软弱，与陈炯明的决裂更坚定他“以俄为师”的决心。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协助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并确立了“以党治国”的政策。改组后的国民党在思想上、组织上都对广东有更为强力的控制。这年开始的党化教育也要求国民党能够控制各间学校，而独立于政府监管之外的教会学校显然不符合这一要求。

为利用基督徒的身份鼓动革命，孙中山等同盟会成员都曾受洗

这就不难理解国民党对教会学潮的关注：一些激进的领导人对此公开表示赞同。圣三一学潮发生伊始，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长廖仲恺和组织部长谭平山就召见罢课学生代表，表示支持。孙中山也对学生代表关于收回教育权，取缔教会学校的要求作亲笔批示：罢课学生“已有此觉悟，亦属可嘉，可与邹海滨商量转学”（陈家文，黄穗生著：《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广东文史资料》第48辑）。

国民党开始插手和利用学生运动来实现对教会学校的控制后，在其推动下，中华教育改进社于1924年7月年会中通过了“收回教育权案”。8月，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也决议要推动收回教育权运动，宣传打击“外人为传教目的而办教育”的用意。10月的全国教育联合会也通过两项议案，一是限定教会学校向政府注册，受其监督;一是取缔教会学校传布宗教。

南方的国民党政府在推动反基督，再来看看北方有着苏俄背景的知识分子们是如何做的：

1922年5月10日，北京非宗教同盟在北京大学三院正式成立。6日，非宗教同盟办起定期刊物《非基督教特刊》。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2年便通过决议，要在传教学校内促成平等待遇运动。1923年10月，“少年中国学会”重要领导人余家菊在《中国教育界》杂志上发表《教会教育问题》的文章，最早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口号。

1923年4月，地质学家丁文江提出“科学万能”的观点，陈独秀表示赞同。胡适相信只有科学方法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科学万能而非造物主万能，胡适提出了“宗教和教育分离”的目标。

留学英国的北大教授，科学家王星拱认为：宗教阻碍科学发展，宗教有根本缺陷（陈国钦先生著《瞬间的辉煌》）。当时是进化论领导一切，因此达尔文战胜了宗教，而胡适和陈独秀联合起来又战胜了达尔文——斯大林来了——中国从此万劫不复。

从大量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得知，中国近代史上，反基督急先锋正是那些有着苏俄背景的政客和主流知识分子，他们为一己私利，煽动不明真相的学生，知识界，文化界人士抵制基督文化，拒绝西方文明的的传播，且时至今日，仍是如此。

美国传教士明尼•惠特林，曾在金陵女子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庇护了数万南京市民

反观今日，我们通过官方和民间公开的资料，可以得知有众多的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都是无神论者和无宗教信仰者，当然，原因是多重的，并不奇怪，信仰自由嘛。奇怪的许多追求民主自由宪政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宗教信仰，而他们在日常谈话中又完全认同认识到造成中国困境的三大问题，有些还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他（她）们享受着基督教灿烂文化给人类文明，科技文化，社会制度所带来的巨大好处，享受着由基督徒创建起来的文明国度带给他们的几近完美的社会教育安全福利保障，公开场合，他们也认可这一切的恩典来源是基督恩赐。可是，他们在对大陆民众分享来自西方的文明硕果时却绝口不谈基督教文化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巨大贡献，绝不谈大陆历史上那些具有“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反基督的一幕，绝不倡导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去教堂，去教会，去寺庙，去清真寺……去找回属于自己的心灵安放之处。

这一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这是为什么？

一些抵制基督教文化的政客，在自身理论自信丧失后，又寻求在传统文化的糟粕中找回理论信心，所以近些年来恢复孔儒之声沸沸喧喧，因为传统文化会一如既往的把限政掏空；不接受基督文化中人性本恶的理念，根本也就不懂宪政，因为所有的宪政思想就是从人性之恶的认识而来，这也从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宪政产生于基督文明。

1951年，上海圣约翰大学

信仰自由不是不要信仰。更不能在公开谈话中采取视而不见，避重就轻，遮盖事实等方法，来误导民众的信仰追求，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希望在这个信仰缺失的时代，在底线尽失的时代，在道德沦丧的时代，在大变革来临的时代，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宗教）信仰，认识上帝，知晓上帝，爱上帝，享受上帝带给人类的巨大恩典。

中国已经因拒绝上帝而遭到惩罚了，悲剧不能再次上演了。请三思。

未名斋 陈让

2016年12月20日

来源：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