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收在这本专题文稿里的文章，包括我对四次中共中央全会文件的评介和批评，关于意识形态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以及我给党中央的几封上书。全书的意旨，在本书第一篇文章《划时代的文献和时代性的缺陷》的结尾里，已经大体上做出表述，那就是：几次中央全会的文献和传统的意识形态，“在一些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上，仍没有超越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在许多问题上，“都遗留着传统观念的陈迹。这些不科学的似是而非的概念和命题，……都是历史的产物，是建国以来长期灌输、反复教谕的结果，它们已经凝固成为整个社会的传统思想。尽管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抛弃了包括计划经济在内的许多传统观念，但还有很多已经成为传统的理论观念，仍然顽强地占据着人们的头脑，即使是坚定的改革派和明智的政治家、理论家也不例外。这也是目前这个时代所难以避免的意识形态缺陷和社会思想弊病。面对这个可悲的现实，我在深深遗憾的同时，又感到万分的无奈。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指导思想上的这些误区，进行力所能及的分析，希望能引起关心改革前途的当政者和有识之士的思考与批评指教。”
德国的著名诗人海涅说：“站在巨人肩上的一个侏儒，当然能够比这位巨人看得更远，特别是他架起一副眼镜的时候。”（注1）我在学识上只是一个侏儒，但我有幸站在马克思的肩上，而且有着曲折坎坷的人生，包括21年的右派贱民生涯，就像戴了眼镜一般，帮助我更清晰地观察历史现象，反思经验教训。
马克思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但马克思不是完人，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绝对真理，我们不能把马克思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句话都奉为圭臬。这是因为，一方面，他生活在一百多年以前，资本主义经济远没有充分发展，而资本的原始积累所造成的弊病却暴露无遗；西欧的理论思想界弥漫着空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改革思潮。马克思身处其间，不能不受到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而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远非马克思所能想象。因此，他的许多论断，已经不适用于当代社会。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理论思想，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发展变易的过程，他少年时代是热忱的基督信徒，青年时代是推崇人性的人道主义者，中年时代成为共产主义者，晚年则归于科学社会主义。他的理论思想成熟于晚年，对于中年时代的共产主义，既有继续弘扬之处，也有所否定，有所修正。如《共产党宣言》主张“消灭私有制”，宣布要“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注2）但后来在《资本论》里，却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通过股份制、合作工厂等形式，向新的生产方式和平过渡；私有制的转化或消失，是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必然趋势，不是可以用暴力推翻的。（注3）这就意味着他已经否定了暴力革命的主张。
尽管如此，马克思的理论思想仍有许多具有普遍价值、值得我们学习继承的原理原则。他关于中国的言论很少，但他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对于分析研究我国六十多年来的历史，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理论观点既是见微知著的显微镜，也是细解深析的解剖刀。最使我感到震撼的是他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见解和有关社会变革的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注4）
我最初接触这两段话，是1947年下半年在北京大学上许德珩先生的社会学课的时候。许先生把这两段话写在黑板上，要我们把它抄下来。他在黑板上写得很吃力，我们在下面抄得也很吃力，但这些名言却牢牢地铭刻在我们的脑海里。不过也只是值得牢记的名人名言而已，后来在有些文章里多次看到被引用的这些名言，却很少把它同现实联系起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劳动之余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时，再次看到这一段历史唯物主义名言，对照我国的现实，深有触动。特别是随着对毛泽东的崇敬的消减，我对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开始有所怀疑。但由于右派贱民的身份和对于政治权力的恐惧，当时也只能随波逐流，不敢深思。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促进了我对历史的反思。“社会主义革命”后二十多年里耳闻目睹的现实，使我感到整个社会依然散发着浓厚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气息，同我青年时代所理想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这使我想起马克思的那段名言，对照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发现这个革命同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大相径庭。从理论上说，五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远没有达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是几千年来浸染极深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社会革命的历史任务，应该是继续推进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建立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只有生产力得到充分的发展，发达的资本主义孕育了产生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从实践来看，以消灭私有制为主题，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剥夺了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抑制了生产者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谓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反右派运动，将五十余万（一说三百余万）知识分子打入社会底层，成为低人一等的贱民。这两大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为毛泽东的独裁专制提供了经济和政治的基础，使他得以推动饿死几千万人的总路线、大跃进，发动摧残文化、破坏经济、搅乱社会、败坏伦理道德的文化大革命。这十几年的历史实践表明，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摧毁了初生的民主主义，随之而来的，不是建立起什么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
思想解放带来全社会的反思与觉醒，它像强劲的春风，吹散了个人崇拜的迷雾。个人崇拜处于封建专制主义的表层，拨开个人崇拜的外衣，就有可能清算封建专制主义的罪恶。这个过程体现了民主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搏斗。七十年代末期的中国，面临着两条道路、两个前途的抉择：是清除封建专制主义，重新进行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接续封建专制主义？遗憾的是，在这场历史性的博弈中，强大的封建专制主义依然占了上风。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堵塞了思想解放的深化。思想解放为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铺设了道路，而在政治、社会、文化诸领域的改革却寸步难行。
1989年，由胡耀邦去世而激起的民主运动，再一次为中国社会开辟了转型的机会。面对广大青年学生提出的以改革政治体制和反腐败为主要内容的民主诉求，是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对话协商，还是实行戒严加以镇压？在党内领导层出现的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实质上是民主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对峙。搏斗的结果是封建专制主义通过血洗长街取得全面的胜利。中国社会仍然笼罩在封建专制主义的阴影之下，以迄于今。
“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六十年的历史表明，我国社会基本上是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运行的。经济上的“公有制为主体”，实际上是坚持垄断经济，坚持政治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控制；政治上和意识形态的“四项基本原则”，则堵塞了民主自由的发展道路。当务之急，是遵循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名言，总结“社会主义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检查、清算这六十年来的谬误。本书从理论上论证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和意识形态的迄今为止的是非得失，虽然只是一孔之见，但仍希望它能为总结、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提供一些参考。
这本书名确定为《理性的呼唤》。什么是理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为“哲学中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和过程”，“是与感性、知觉、情感和欲望相对的能力”。新版《辞海》的解释是：“一般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或思维活动。”“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合乎自然和合乎人性的为理性”。而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透视，我们不妨把理性视为人性、个性、党性、阶级性中善良一面的集中体现。人性、个性、党性、阶级性都同时具有善良和丑恶的两面性。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犹如白璧无瑕，但在发育成长的过程中，却不能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体现在人性、个性、党性、阶级性上，则善恶俱存。所以，理性的涵义，“逻辑推理的能力和过程”也好，“思维形式或思维活动”也好，都不能离开善良的愿望。善和良，不仅反映主体的心态和情景，也表示客观上符合于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
收在本书里的文章和书信，都是我在经历长期的思考和感悟所获得的成果，既是出自理性的肺腑之言，也是向党中央、全党以至全社会的呼求，希望党中央、全党以至全社会能够听一听我的呼喊声。十多年来，我所写的三四百篇大都只能见诸网络的文章，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视角，发表了我对建设祖国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论述，申诉了我的忧虑和不满，甚至是无能为力的愤慨。
我多年来游弋于理论领域，独立地反思与探讨历史和现实的真谛。但由于学识有限，实践不足，所论述的问题或有浅薄片面甚至武断谬误之处，甚望识者批评指正。
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要求全党“切实做好思想理论准备工作”，以“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我希望这本小册子能为这个“思想理论准备工作”发挥一些参考作用。
注：
1、《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9页。
2、《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版，第42页，第6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25卷第498页，参照第493—494页，第496—497页，第23卷第829—832页。
4、同上，第13卷第9页。
2016年11月15日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