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郭于华:知识分子不能加入赞美大合唱之中》的心得

發佈時間 : 2016-3-29 02:29:01

高越农  2016年3月13-28日

我读了这篇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的答问记述文(《郭于华:知识分子不能加入赞美大合唱之中》-见附),深受启发。

郭于华首先指出了这60几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实际状况:“1949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是逐渐被消灭的,尤其是你想要发出一个声音的话。即使今天也是一样,包括整个教育在内的学术都不是独立的,它是在行政权力的掌控之下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自主性、主体性、独立性就变成一件很艰难的事情。知识分子当然有责任,但是我们必须在大的制度框架下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从年轻的时候就看到,如果顺着权力要求的那些东西走的话,就会名利双收,就会混得人五人六的,如鱼得水的;而如果想要坚持自己的独立性,说出事实的真相同时还要去挖掘背后的根源呈现给公众的话,那很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遭糕的下场。如果长久以往在如此背景下成长起来一代一代的学人的话,那发生什么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她说,造成自主性、主体性、独立性(三性)缺失的原因既有知识分子自身的,更有大制度框架的。她接着说:“但是知识分子不应该就此顺从了,还是要坚持一个学术独立的立场,独立的精神。因为作为研究者,作为知识分子,你的工作,你的本职就是求真。

她反复指出“求真”意味着不要去赞美。她说:“有很多人批评我们社会学看不到光明,总是去看社会的黑暗面。其实所有的进步,哪怕是一点一滴的进步、改善(我们)都能看得到,但是不必去赞美,因为(这原本是)份内之责。看到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要让这个社会一点一点变得越来越好,就像啄木鸟,看到树上有病虫要把它弄出来,而不是黄鹂鸟整天去唱赞歌唱得很好听。”,“揭示社会问题是我们的本职所在,我们不能加入到赞美的大合唱之中。已经有太多人在唱赞美大合唱。知识分子还有必要加入到大合唱之中吗?

读到这里,我不由不想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通过那个讲话,把所有革命文化人统统绑架到对于共产党政权的赞美大合唱之中。由此造成了知识分子三性的缺失。毛泽东本人也因此而堕入“到处莺歌燕舞”的飘飘然之中。

郭于华说出了两个独立性:学术的独立性、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性。何谓独立?一是独立于权力;二是独立于市场。她说:“我们常常只是更多强调其独立于权力,不能为权力唱赞歌,要坚持说出真相、见解、思想。另外一方面也要独立于市场,既不能依附权力,又不能完全依附于金钱,独立于金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人总是希望活得好一点。”而且,“中国的市场经济又是一个权力市场经济。在意识形态控制之下,权力和市场相结合会变得非常有力。国家暴力依然存在,又加上市场金钱的力量,这就会对个人产生更为内在深远的影响。”这就是说,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保持人格的独立性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对于郭于华以下的这段话,我只能够以“振聋发聩”来称赞:“建国以后的教育体制实际上一直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教育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必然会产生出一代一代的脑残。对于很多基本的常识、基本的历史和基本的现实,他都可以视而不见。大家都说中国好几代人都喝狼奶长大的,阶级斗争这套思路就是狼奶。但是我觉得最坏的还不在于满脑子都是装的伪历史,如果满脑子都装着这些的话,一旦真相出现,完全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弃,换一些东西装在脑子里头。最坏的就是脑子坏了,他对真相已经采取(处于)一个屏蔽的状态,即使历史真相在面前,他也看不到。如果真相已经呈现的话,为什么他们还不改变这种思维方式呢?关键在于他并不认为那是真相,他不会用真相去替换他脑子里的幻像。

最近,哈佛大学尼曼学会授予杨继绳以莱昂斯新闻良知与正义奖 ,该学会借此表彰他通过《墓碑》还原中国60年代大饥荒历史真相的巨大成就。但是,中国当局以及以孫经先为代表的一些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他们就是脑子坏了的中国人。

在加入到赞美大合唱的人们中,除了有些是出于自身糊涂以外,还有些心里面揣着明白的知识人。郭于华说:“如果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话,这就是一种恶。还有更坏的,他拿这个东西当作棍子来打压别人,这就不是蠢,这是更大的恶。因为用这个作为意识形态工具来伤害别人,其实跟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统治方式是一样的,成为它的帮凶了。退一步讲要用这个东西来谋取自己的利益都不是那么不能理解,但是你还要拿这个来害别人的话,就是不可饶恕的,尤其对所谓知识人来说,更加不可饶恕。

所以,要当好知识分子并非易事。比方说,一个自恃很高的知识分子,三年如一日地参加到对于当今圣上的赞美大合唱中。如果旁边竟然有不予附和乃至批评者,他就暴跳如雷,挥起棍子,从不去想一想对方是否还多少有一些道理。

奉劝在赞美大合唱的高亢歌声里收不住嗓子的知识分子,及早放下棍子,给自己留下一条有朝一日体面地退出赞美大合唱队伍的后路。